像上面这些违法犯罪行为还有很多，全部证据确凿。王安石不在时吕惠卿把持朝政弹劾的声音都被压了下去，王安石回来后，所有弹劾吕惠卿的奏疏像雪片一样送到中书和神宗跟前。
吕惠卿这下实在扛不住了，再不辞职谏官们的实锤非要把他锤死。终于在熙宁八年十月，吕惠卿罢相离京。
如果说吕惠卿的罢相贬谪还在王安石可控范围之内的话，那么接下来章惇的贬谪离京就意味着新党的分崩离析，即使王安石也难以阻止了。
就在吕惠卿被贬之后，御史中丞邓绾上梳弹劾三司使章惇，说章惇是吕惠卿同党，吕惠卿做的那些坏事很多章惇也有参与，现在首恶吕惠卿已经被罢相，从犯章惇也应该处理。
邓绾的突然发难令王安石措手不及，吕惠卿自王安石回朝以来心态变化王安石看在眼里，知道已经不能再信任，可章惇仍然是新党的骨干，而且是王安石一手提拔起来的，工作一直尽职尽责。
章惇如果被弹劾贬谪，新法的推行将大大受阻，毕竟新法的核心在于理财，而章惇就是个出色的理财专家。作为熙宁变法的临时机构，制置三司条例司在新法条文全部出台后，熙宁四年已经撤销，帝国经济管理重新回到三司。曾布倒戈反对新法后，正是由于章惇紧急赴任才使得三司工作平稳有序过渡，没有对新法造成影响。
其实章惇被弹劾并不稀罕，新法的骨干成员就没少被弹劾过，但问题就出在弹劾他的御史中丞邓绾身上，因为这位邓绾是新党官员。
与吕惠卿一样，邓绾也是通过“自荐”的方式认识的王安石，当初在地方上上梳赞同新法，进京述职时见到王安石陈述了自己对新法的看法受到王安石赞同，后来在王安石的安排下进入司农寺工作，负责方田均税法、农田水利法等新法的执行。
奸臣一般能力都很强，邓绾也是这样，在司农寺工作的几年政绩卓然被连续提拔，王安石第一次罢相前已经做到了御史中丞的官职。
王安石第一次罢相期间吕惠卿主持朝政，邓绾就巴结吕惠卿，王安石回朝之后邓绾觉得吕惠卿要失势，于是主动上梳弹劾吕惠卿。吕惠卿被罢官之后，邓绾觉得还不够，要把吕惠卿的同党章惇也弹劾罢官。
鉴于吕惠卿名声实在太臭，被牵连进去的章惇实在颜面无光，只好主动请辞罢官离京。
但是邓绾可能忘了，无论是吕惠卿还是章惇甚至于他自己，原本是应该团结在王安石身边一心推行新法的，虽然吕惠卿思想抛锚被赶出朝廷，可他与章惇并不存在吕惠卿那种私德问题，怎么就起了内讧了呢？
叛徒总是不招人待见的，就在章惇被贬不久后，御史中丞邓绾也被罢了官，贬出了开封。
回京不到半年时间，副宰相吕惠卿、三司使章惇、御史中丞邓绾这些新党的高级官员因为内讧纷纷遭贬，连续的变故让王安石疲惫不堪，逐渐萌生了去意。王安石并非一个没有追求的人，熙宁八年的神宗已经近而立之年，在上一次王安石罢相期间，新法的所有推行被安排的井井有条，眼见自己的改革成果后继有人，也该急流勇退了。
树欲静而风不止，王安石想急流勇退，但吕惠卿却想把王安石扫地出门。
熙宁九年六月，已经被贬陈州（今河南周口市淮阳区）的吕惠卿上梳，弹劾王安石和邓绾非法结交，原因是之前邓绾多次弹劾的行文与中书的敕令如出一辙，很有可能存在串通行为。
在宋朝，宰执班子与谏官班子是有回避的制度的，谏官的设计之初最大的作用就是为了防止宰相专权，所以二者绝不能存在私交，不管是东府的同平章事、参知政事，还是西府的枢密使、枢密副使，统统都不行。
吕惠卿一上梳，神宗马上安排调查，调查之后发现确有其事，邓绾的奏疏与中书的敕令存在大量相似的行文措辞。
换句话说，不是邓绾抄袭王安石就是王安石抄袭邓绾。
邓绾是御史中丞，是谏官老大，如果谏官老大跟宰相勾结，那皇帝还怎么控制朝政？
神宗把吕惠卿的弹劾拿给王安石，问他什么情况，王安石完全不知情，但当王安石看到邓绾奏疏里出现的大量熟悉的行文后便大概猜到了一二，回到家里一问，原来儿子王雱一向厌恶吕惠卿，吕惠卿被弹劾时，王雱想一次性把吕惠卿罪状都放出来，于是就把中书的很多文件拿给亲信练亨甫和吕嘉问两个人，让两人向御史中丞邓绾通风报信，弹劾吕惠卿。
邓绾也是蠢，文件拿出来哪怕你换个说法，现在自媒体抄袭都讲究洗稿，学生写论文到最后也要降重，结果邓绾就采用了最原始作死的方法，原文照抄，弹劾了吕惠卿。
得知原委的王安石把儿子大骂了一顿，然后赶紧回去给神宗请罪，神宗倒也没怪王安石，这次风波就这么有惊无险的过去。
王安石以为事情过去了，可接下来的发展又超出了他的预料。儿子王雱被王安石大骂了一顿后一病不起，接着背上生疮，再接着病情恶化，病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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