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辛弃疾是个人高马大身体健壮的书生，但在金国州府衙门里生擒知府，突破金军各地驻防千里奔袭回到建康将叛徒正法，这难度恐怕不下于万军之中取上将首级，如果不是正史记载，无论如何我也不敢相信。
谁说我们中国没有个人英雄主义？隔了近千年，这份英雄气概依然豪气冲天。
耿京的死导致山东义军瓦解，辛弃疾也失去了北归的意义。张安国被处斩之后，朝廷任命辛弃疾为江阴签判。因为主张北伐，一心想要朝廷收复中原，辛弃疾此后不断上疏分析宋金局势，请求朝廷出兵。宋金隆兴和议之后虞允文回到朝中担任宰相，对于辛弃疾的北伐主张很是赞赏，但介于当时已经议和师出无名，便派辛弃疾前往滁州任知州。
滁州位于淮西，是宋金江淮战场上一座重要城市。多年的战乱使得滁州生灵涂炭，乾道八年（公元1172年），辛弃疾来到滁州，面对满目疮痍的滁州城，他采取了一个大胆的政策：减税。
减税可不是说句话就能减税那么简单，历朝历代税率制定和税赋征收都是国家根基，针对某一地区是否减税的决策权都在朝廷，不是任何地方官可以决定的。当时辛弃疾只是一个小小的知州，头上还有淮西转运使，他凭什么就敢减税？
也不凭什么，就凭滁州是前线城市，多年来屡遭战火，说实话这种城市收不收的上税都是问题，账目更是一塌糊涂，根本没得查，可以说知州说什么就是什么，赋税收的少只要知州一句-话钱粮毁于战火，就可以糊弄过去。
敢不敢做就看知州的魄力，想不想做就看知州的良心，而辛弃疾既有魄力又有良心，在他的力主下，滁州采取了轻徭薄税来招募流民恢复生产，不到一年时间便将滁州城恢复到了一片繁荣景象。
淳熙二年（公元1175年），辛弃疾转任江西提点刑狱。当时南宋爆发了严重的“茶寇”，主要原因是为了与金国作战，南宋朝廷在民间强加赋税，古代能加税的无非那几样：盐铁茶，有一名叫做赖文政的茶商不堪重负揭竿起义，辗转多地进入江西。
南宋腹地原本没什么大将驻守，赖文政才得以到处肆虐，但江西不一样，辛弃疾约等于名将，于是在辛弃疾调兵遣将围追堵截之下，赖文政很快便招架不住，向官兵投降。
自古以来谋反都是重罪，但赖文政这伙茶寇却并非一般意义上谋反的叛军，而是类似于落草为寇的盗贼，其实当时在南宋境内类似的盗贼很多，有不少主动投降的都被朝廷宽大处理，但这一次赖文政投降之后辛弃疾没有将其交给朝廷，而是直接处斩。
茶寇虽然平定，但对于赖文政的处理也暴露了辛弃疾的性格：武断、好杀。
其实换个角度来看，武断就是有魄力，好杀之人全都善战，杀伐果决的性格以南宋当时所处局面而言不一定是坏事，但对于辛弃疾个人来说，杀降不详，日后很难不遭反噬。
江西提点刑狱上任不到一年时间平定叛乱，辛弃疾再次受到朝廷提拔，转任江陵知府兼湖北安抚使。湖北因北临河南，当时不少流民南下进入湖北，地方上治安很差。辛弃疾为了尽快恢复治安，日常处理偷盗之类事件“得贼辄杀”，该杀的不该杀的全杀了。
乱世该不该用重典？这不仅仅是个法律问题，更是个哲学问题，我们这里只说辛弃疾的治理成果：江陵府一带经过辛弃疾的“严打”，田舍俨然。
面对盗贼乱军辛弃疾很有一套，但如果换成不听节制的同僚就不一定了。铁腕的辛弃疾很快遇到一桩棘手的案子，有老百姓前来状告，江陵当地驻军殴打百姓。
江陵驻军属于朝廷直管，统制官叫做率逢原，一向强横。辛弃疾找到率逢原，要求其对殴打百姓的部下进行严惩，没想到直接被率逢原顶了回去：我的部下怎么处置那是我的事儿，无需府衙操心。
一般来说，军队的纪律是要强于政府的，尤其是在地方上的驻军，在遇上民间纠纷按照军纪军法来处理往往比法律惩罚的更严重，原本率逢原按照军法处置什么事儿都能解决，但辛弃疾前来兴师问罪后两人直接谈崩，谁也不买谁的账，小事化大，矛盾升级。
眼看着问题难以解决，辛弃疾一封奏疏上到朝廷，弹劾率逢原胡作非为，率逢原毫不示弱，也上疏一封弹劾辛弃疾干扰部队。
只要不是触怒皇帝，朝廷对于官员之间的矛盾一般都是尽量和稀泥，各打五十大板，辛弃疾和率逢原的矛盾也被如此处理，两人后来分别被调离江陵府，辛弃疾调任潭州知府兼湖南安抚使。
湖南自古以来多湖泊，湖泊多的地方就容易滋生匪患，当年岳飞剿灭杨太就是发生在湖南洞庭湖一带。淳熙六年，辛弃疾来到湖南之后，面对当地横行的匪患和虚弱的官兵，立即向朝廷上疏一封，请求允许他在当地招募军队维护治安。
要么不做，要做就要轰轰烈烈，辛弃疾开府募兵，以“飞虎军”的名义募集精兵数千人，战马、铠甲一应俱全，为了这支军队日常驻防、训练，辛弃疾又在潭州城外找了处地方，开始修建营寨作为飞虎军的大本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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