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宋朝廷里，看似高居首相大权在握的贾似道，实际上面对的是一个死局。
金国之所以灭亡，就是因为在蒙古连年入侵下打又打不过，防又防不住，赋税收不上来，军费节节蹿升，最后财政破产再无还手之力，只能走向灭亡。
到了南宋理宗后期情况也差不多，端平入洛失败后，南宋没能抓住扩大国土和赋税的机会，反而被蒙古全面占据了金国的中原汉地，遭到蒙军从各条战线上的频频入侵。为了维持国防，南宋不得不在两淮、京湖和四川派驻大量守军，当时仅枢密院在册的正规军总数就超过了七十万，再加上乡勇、民夫，总数已经远远突破一百万之众。
士兵战时打仗、平时训练，活动量非常大，古代封建社会菜肴缺乏基本都以粗茶淡饭为主，想要吃饱需要比较多的主食，姑且按照每人两升的标准来衡量，那么保守估计一个人一年就得七百升也就是七石大米，再保守估计一百万士兵一年就得七百万石大米。
七百万石是多是少看起来有些捉摸不定，但只要一对比就知道深浅了。理宗在位期间岁收我没能查到具体数据，但是孝宗在位期间岁收是有的，大米约六百万石。
南宋一百来年，孝宗朝国力最强，到了理宗后期四川这个大粮仓都丢了，再加上其他地区长年饱经战火，岁收能不能达到三百万都成问题，养上百万的军队谈何容易？但为了对付蒙古人不养又不行，所以只能掏干家底大家都饿着肚子苦苦支撑。
国家供养的大头一个是军队，另一个就是官吏，史书记载北宋真宗年间在册官吏一万余人，而到了南宋宁宗后期官吏数目已经打到了三万八千余人，再加上后来几十年的恩荫，理宗朝怕是已经超过了四万余人。北宋全国三百二十多个州府，南宋孝宗朝仅一百州府，需要供养的官吏增加到了原来的四倍，国土却缩小到原来的三分之一，国家财政压力空前巨大。
照这种玩儿法，南宋早就该收摊儿了，但连续与金蒙对抗多年还能苟得住，南宋也是有过一些措施的，其中一项最行之有效也是最缺德的措施就是和籴之祸。
所谓和籴，指的是地方官府设置场所，公开收购百姓收获的粮食，粮价随行就市，公平交易买卖自由。按道理讲和籴就跟北宋常平仓一样，可以合理的消化民间余粮，还能增加官府储备以应付不时之需，可南宋到了理宗后期战事频繁粮价飞涨，官府已经买不起粮食了，怎么办呢？
按市场价自由买卖我买不起，但我可以自己定价强买强卖，我不要你觉得，我要我觉得。宝佑年间主管四川的京湖制置使兼四川宣抚使李曾伯曾上梳反映了这么一个情况：说淳佑十二年四川米价一石米约四五百贯钱，但官府和籴收购只出五十贯钱；到了宝佑二年四川米价涨了，一石米约七八百贯钱，但官府和籴收购只出八十贯钱，希望朝廷能管管。
要知道，和籴虽然是在当地官府开办的场所里开的，却强制要求所有农民都要参加，去了就是按照市场价的十分之一收购你的大米，有人说强买强卖我不去不就行了吗？但地方上的人口田产都在官府掌握之中，每家每户的摊派额度早已定好了，你去参加和籴大家一切都好，你不去参加和籴，那就要印证一句电影台词了：
他要是体面，就让他体面；他要是不体面，那就帮他体面。
低价收购强买强卖也就算了，可坑爹的是就在这样残酷的盘剥下，从朝廷到地方官府还在想着法子的加大力度，常常用度牒、告身等文书来代替银钱，打发百姓完事。
度牒是国家对一个人出家为僧的证明文件，古代封建社会僧侣是不用交赋税的，但想要成为僧侣必须有官府的认可，不少人都想当和尚逃避赋税，所以度牒在很多时候很值钱，属于硬通货。
告身是普通人科考中举后，由吏部统一制作的任命状，里面详细记载了官员的个人信息和委派职务，凭告身赴任，因为宋朝科举制度成熟考取功名的人很多但是官员空缺有限，所以告身在很多时候也很值钱，也是硬通货。
虽说度牒和告身都是硬通货，但那也得分应用场景，度牒在没有田产的人眼里是硬通货，可参加和籴的百姓多为有产户，人家又何必去出家当和尚？告身也是一样，只对考取了功名的举人、进士有用，对普通百姓而言就是废纸一张。
我们都学过白居易的《卖炭翁》，官府是有原罪的，只要有一丁点儿的权力就一定会无限放大，唐朝怎么强买强卖木炭，南宋就怎么强买强卖大米。
当时各地官府基本上都是这个套路，利用和籴强买强卖剥削百姓，定价的时候砍一刀，支付的时候再砍一刀，如同拼多多无穷无尽，百姓深受其害痛苦不堪，甚至有人不远千里从偏远地区跑到临安告御状，希望能免除和籴。
南宋景定元年四月，刚刚在鄂州与忽必烈议和不久的贾似道在万众瞩目之下奉召回到临安，接替瞒报军情的首相丁大全，成为南宋新任首相，他面对的就是这么一个财政濒临破产、官府和籴强征民间粮食、百姓民怨沸腾的基本国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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