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时的延州，和平时是两个样子。当然任何边地的战时，和平时都是两个样子，只不过延州与别处很有些不同。
正是春耕尾声之际，
整个的延州，就如同一个精密的战争机器。官道之上，是不时出现的各种补给队伍，押送着粮草军资。田地里，则是老人孩子在忙活，小吏们也在田间地头忙活着。还有披着轻甲的巡捕们，骑着马到处巡逻，但凡犯事儿的，一律从重判处刑罚。
挖矿的数目众多的罪囚们都不挖矿了，全都吃了一顿饱饭，拉出去进行一些基础建设，在绥州、夏州两地开始修路，辅助运输物资，以及修建其他的工事。
而原本负责这些工作的百姓以及州衙功曹下的工匠等等，除了一些负责生产、维修、维护武备的，全都拿上了刀枪，看守绥州、夏州俘虏的西夏降军，以及弹压两地的西夏百姓。
而区别于官吏，在腰间挂着青布条的士子们，则是充当着管理人员，在延州以及新打下来的绥州、夏州两地随处可见。
此时正是春耕尾声，但是又打了仗，但凡岁数年轻一点的，全都被发动起来押送粮草，或是继续干着以前的工程，女人都上阵了。这个时候，只有老幼孕三类人不干活。老的带着幼的在地里忙活忙活，再照顾照顾孩子。学堂都停课了，延州基本就没什么闲人。
残存着的本地大户人家，外来的商户，也全是一样的忙碌，他们甚至要从别处招募人手过来干活。因为王言给了他们很多的订单，甚至让他们随军出去收购，或是同西夏百姓贸易，堪称轰轰烈烈。
而延州的所有行动命令，都是自绥州发出来的。
现在的绥州，已经被全盘接管，王言坐镇其间，发号施令。在他的强大的个人能力，以及被他强力整饬一新的延州的动员能力的加持下，接收、维稳、治理新得的地盘，都很平滑的过渡。
这一点，延州士子出了很大的力，他们在以前整饬州事的时候，得到了锻炼，业务很熟练，学会了王言治下的官吏的行事方法，形成了统一的行事风格。
简单概括下来就是，我说话，你听着，不做就办你。这就是所谓的铺垫了，他早就准备着做事的人手了。
也是在这样的指导之下，绥、夏两州的地方大户、犯罪团伙，以及声音比较大的一些群体，短短的一段时间内就被办的干干净净，都在民兵部队的镇压下，累死累活的建设大宋新绥州、新夏州。
王言的行动，遭到了从赵祯到政事堂、枢密院，到各级衙门，到程勘，再到他手下人的质疑。他们一致的认为，现在对绥、夏两州进行投入，是极其不明智的行为，而是应该狠狠的搜刮，以此来补贴战争经费。
这是因为大宋上下都打怕了，过往失败的战争经验让他们领悟到了重要的一条教训，先胖不算胖。赵祯甚至特意派了太监过来训斥。
对此，已经被大宋上下默契的冠以‘大宋罪人’的挑起战争的战争犯，知延洲事王言，上书发出了时代最强音。宋承汉唐之泽，夏土皆我旧地，而今光复之旧土，皆我将士用命克得，断无舍弃之可能。若损一毫，王言披甲执锐，上阵杀敌，至死方休。王言既死，更有来人，继我之志，夏必亡也。
然后就没人说话了，因为王言的意思很明白，打下来的被他接收治理的地方要是被抢回去，他死。
至于以搜刮百姓之事来补贴战争经费，虽然短时间内可以收回大笔钱财，但是太低级了。
抢劫财富当然快，但是这两地的一些大户的财富，相对于庞大的战争开支也不过沧海一粟，搜刮这里的百姓，一样填不满经费不说，还会让这里成为飞地，极大的增加了管理难度，提高了管理成本，甚至说不定什么时候又出现一个李元昊般的人物。财富，终究还是要生产出来，那才踏实。
不过王言搞钱是有手段的，要不然他怎么放开了商事，甚至带着商贾出来打仗，就是发战争财呢。他开拓市场，收税的。一边在两地大搞建设，一边平抑物价收买人心，一边收税回笼资金。
当然总体来说，肯定还是要投入的。但是没关系，他已经申请了铸币权。不印铜钱，也不用交子，用他的钱庄早都开发出来的防伪手段，发行新的纸钞，在西夏流通。并且强制规定，只能用他发行的纸钞交易。
一来不用那么多的成本印钱，二来推行了他的纸钞，三来他也窃取了一点点的国朝权柄，只要慢慢发展，必然会逐步的扩散。都是好处。
而且最重要的一点，王言为什么要拿夏州，因为只要拿了夏州，夏州之东，绥州之北的石州、银州等地就是囊中之物，可以直接取代河北的丰州，成为三国交界之地，他可以在那里开设榷场，将他的纸币推行出去。
至于为什么不在别地的榷场推行，很简单，别的地方他说话不好使。但是新打下来的土地，他可以肯定的说，都听他的话，不听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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