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地方官则需要先由吏部铨选（拣选），选上可以得一个候补官，然后再去地方上继续等。
据王忠孝所知，眼下大清朝的正经进士出身，从高中到补上个县令，平均耗时八年！
八年啊！抗战都胜利了，这帮清朝的进士就在等一个县令的缺.当然了，八年等个县令好像也挺值，但是根据清朝的制度，候选、候补官都是没有俸禄的。
更惨的是，候选得在北京候，候补得去省城候。
北京什么开销？省城什么开销？
而且当官有当官的体面，各种交际，各种迎送，各种应付，都是要花钱的。
而当了官也不再去打工，一个进士及第的候选官去通州运河码头上扛大包能像话吗？工都不给打，要饭就更不可能了.堂堂朝廷命官去要饭，那丢得可是朝廷的体面。
另外，好不容易捞到个缺也不等于就能安安稳稳一辈子。
因为大部分官职都是有任期的，短则三年俸满（到期了），长则五年俸满，俸满之后又要回京铨选.又没钱拿了！
除了到期俸满之外，还有死老爹、死老妈后回家当三年孝子的问题。守孝是没俸禄的，守完孝起复后，还得再去回京铨选.还是没钱拿！
再铨选选上地方官后，还得再去候补继续没钱拿！
没钱怎么办？当然就得借高利贷了。
这种高利贷在北京这边就称为京债。
所以大清朝的这些进士、举人出身的汉员，如果不是家里特别有钱，或是有背景有门路，或是考得特别好，中个状元、榜眼、探花什么的，想要赚到大钱那是真的难，一不留神这个贪官就能当亏了。
贪官当亏了的事儿在别的朝代许是个笑话，但是在清朝那是经常会发生的。到了清朝中后期官员泛滥，实缺更加难得的时候，甚至还有当官当到饿死的事儿发生.那叫一个惨啊！
不过大部分当亏了的官，也不是因为候选、候补时借债吃饭过日子上，而是亏在借高利贷行贿走门子上。
在大清朝的官场上，借贷行贿买缺儿，上任后贪污还债是再正常不过的操作了。大部分没什么背景，也没考得特别好，也没遇上贵人的汉员，想要早一点补上缺，大多得走借高利贷买缺的路。要不然候选、候补的年头就太久了——从高中进士到当上知县的八年，那可是个平均数！
而且这还是进士官，如果是举人当官，想要不花钱可就太难了。
但是借高利贷买缺是有风险的，因为在北京只能买到候补道缺，到了地方上还能不能买到中意的实缺就不好说了。
另外，就算买到了好缺，也保不齐当没几天家里的老人没了，那就得回去当孝子了，之前买缺的银子就都打水漂了。
而这么一伙欠了一屁股高利贷，每天一睁开眼就有多少利息滚上来的大清官，想要当个清官，条件也不允许啊！
而给这些在京铨选的汉人官员放京债的资本，则大多来自旗人权贵当然了，权贵本人一般不会出面，但是最后分钱的时候吃大头的，一准是他们。
这事儿说得透一点，就是大清朝的旗人权贵在已经吃到了大部分官场油水的情况下，也不放过分给汉人官员的那一部分，利用金融手段和制造官场内卷，再狠狠刮一笔汉人官员的油水。
如果让整个官场上的汉员合在一起，每年出一份财报，即使不亏本，净利润也不会太高，整体而言，就是一群“官白劳”。
而就是这种一不留神就能当亏掉的“官白劳”，也因为供求关系和汉族知识分子的出路太少，变成了香得不得了的香饽饽。
不过在王忠孝对于大清朝这种欺负和盘剥汉员的陋习那是没有什么意见的看看，连贪官都能给你当亏了，这样的朝廷要它干嘛？这还能不革命吗？
革了命.欠得高利贷不就不用还了吗？所以在革命发生之前，是不是应该多借一点是一点啊？
想着借钱不还的好事儿，王忠孝已经陪着裕王福全一块儿进了瑞信堂的大厅——就是原来的杨三茶馆的大厅，现在改造成了个钱庄大厅的模样，搭建了一排既高又坚固的柜台，柜台上还竖着枣木的栅栏，每一根都有碗口粗细。通往柜台里面和二楼的口子都按上了包了铁皮的木门，一看见非常坚固，还有拄着齐眉棍的壮汉守着门口。
王忠孝陪着福全进入瑞信堂大厅的时候，这里头正是生意兴隆的时候，每个柜台前头都站着一个正在办业务的候选官或是候选举人，大多愁眉苦脸的，一看就是没借到银子。
杨起隆、袁林静和王三顺他们三个掌柜的，一早就来了。这会儿听手下报告说王爷驾到，全都下了楼来迎接，看见福全就要下跪，正在办业务的“官白劳”们也都感觉到来了贵人——他们都知道瑞信堂背后那是裕王福全！所以这会儿都要给福全福大老板下跪这买卖你看，主顾给店家下跪，真也没谁了。
不过福全不愿意和他们多纠缠，一个健步就窜上了楼梯，然后风风火火地就上了二楼。王忠孝、杨起隆、袁林静、王三顺、郭金宝他们也马上跟了上去，全都上了楼梯，然后就听见咣当关门的声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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