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又被人称为“晋”，因为这里在春秋时曾为大国晋国的主要领土，是春秋五霸之一晋文公重耳的故乡。然而随着“私门”的壮大，晋君也如同周天子一般，被手下依托家族势力的几个大夫架空，地位江河日下。
最初，晋国内部有六股势力，分别为智氏、韩氏、赵氏、魏氏、范氏、中行氏。六家将晋君排挤得只能缩手缩脚度日，然而由于各自膨胀，边界相抵、摩擦不断，他们之间的矛盾也越发激烈。后来，智、韩、赵、魏四家合力将范氏、中行氏击垮，并瓜分其土地。这其中，以智氏家族最为强大。
然而既然历史留下的是“三家分晋”的言说，并非“四家分晋”，所以智、韩、赵、魏四家必去其一。照理说，弱肉强食，从历史上“抹去”的应该是韩、赵、魏三家中的一家。若是这样，那么强者益强、弱者益弱，依着“自然法则”，最后的结果不应该是“三家分晋”，而是“智氏篡晋”。所以，最终被人从地图上抹去的正是最强大的“智氏”。
要打倒智氏这个最强者并非简单的事。因为，即使知道强者会打破势力的均衡，最终会将“局中”的所有人都吃掉，但仍会有些人愿意在强者麾下听令，做他的副手，为之清除其“吞灭自己”路上的障碍。弱者的互通款曲和集结联合需要时间，也需要成本；强者会利用这个“时间差”，威逼利诱，将之各个击破。
所以，面临强者切身威胁的弱者通常只有两个选择：一个是成为其手中的棋子，虽然最后鸟尽弓藏，但总归是推迟了败亡的时间，而且这个过程中或许会有意外的转机；第二个就是立刻败亡。因为有了这个中的奥妙，所以韩、赵、魏灭“智氏”的历程，可以说是峰回路转、惊心动魄。韩、魏两家扮演了棋子的角色，赵氏成了执棋人。而智氏是一个强大却不认真的对弈者，因为后者屡犯大错，给了赵、魏、韩不可多得的机会，最终自取灭亡。
关于三家分晋，还需细细描摹，由赵谈起。
赵氏原本并不姓赵，而姓“嬴”，与秦人是同一个祖先，“赵”是其氏。嬴姓人原属东夷，西迁后为殷、周两朝天子赶车牧马，渐渐安定下来。
嬴姓子孙中有一个叫造父的，曾侍奉周穆王。造父善于养马，不断向周穆王献上宝马，深得穆王的宠幸和信任，所以穆王特许造父为他赶车。徐偃王叛乱时，周穆王乘坐造父驱赶的马车，日行千里，迅速平定叛乱。论功行赏时，穆王将赵地分封给造父，于是造父以赵为氏。
赵氏传到赵鞅这一代，枝叶繁衍，家族鼎盛。赵鞅更做了晋国的正卿，权倾天下，史书说他“名为晋卿，实专晋权”。
然而，水满则溢，月满则亏。危机正潜伏在前路不远处等待着赵氏一族。赵家的根基是晋阳城。赵鞅费尽心思气力修成晋阳城后，发现城内行人稀少，空荡荡的。这样一座空城如果遇到围攻，当然不足以凭借据守。于是赵氏族长赵鞅向住在邯郸的族人赵午伸臂摊掌，向他要自己打败卫国时赚取的五百户人质。
按说赵午身为赵氏族人，应该听从族长赵鞅的命令，可是赵午也有自己的难处。因为若失掉手上这五百户卫国人质，暴露在卫国人嘴边的邯郸城极可能遭受到毁灭性的打击。权衡之下，赵午决定攻打齐国，想从齐国那里俘虏五百户人口，将之转赠给赵鞅。
然而，赵午的想法未免太简单了。齐国地广千里，资源丰富，又得海利，富庶甲于天下，自桓公得管仲辅佐称霸以来，一直以超级大国的形象立于天下诸侯国之林，号称“强齐”。攻打齐国，无论是正面进攻，还是背后偷袭，都不是那么容易得手的。况且，就算侥幸得手，愤怒的齐国人也必然不肯咽下这口恶气，最后的结果必然是晋、齐两国兵戎相见，引发国间征战。
得知此事的赵鞅大为光火，一怒之下派人将赵午诛杀，没想到就此引发一场政治风波。
赵午一族家住邯郸，与赵鞅那一脉嫡系说远不远说近不近，但却与范氏和中行氏素有姻亲往来。在范氏和中行氏的支持下，赵午的儿子赵稷起兵发难，矢志为父报仇。
本来，晋国国君是站在赵鞅这一边的，无奈说话是要实力做支撑的，他的声音太过微弱了，微弱到可以忽略不计。手持刀兵的范氏、中行氏不过用眼狠狠斜了晋君几下，他就迅速将赵鞅定为始祸者，而按照晋律，始祸者只有一个下场，那就是死。
双拳难敌四手，在范氏和中行氏的合力围攻下，赵鞅很快不敌，退守到晋阳城。倾注了赵鞅心血的晋阳城，经受住了考验，在纷飞的矢石和流血的浸泡之下，在尸体的包围中屹立一年而不倒。
城外的范氏和中行氏正承受着久攻不下的焦急和等待中的无聊，没想到这时变数突显。智、韩、魏三家看“火候”差不多了，急急上场。
二比三，“人数上”已经处于劣势，况且一年下来，范氏和中行氏的“内囊却也尽上来了”，外加赵氏自城内冲出反攻，战场上的范、中行联军于是兵败如山倒，身死名灭，其土地也迅速为四家瓜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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