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国内和国际社会对东北问题的关注越来越大的时候，日本军政当局为了转移国际各国对东北问题的关注，迫切的需要在上海策划一场新的事变来分散大家的注意力。
但是，这些人也害怕上海事变发生之后，两个地方的事情牵扯到一起，反而会加重东北问题的复杂性。
所以，日本军政当局从策划上海事变开始，便采取了外交欺骗的行动。
他们实施的方法便是把引发事变的责任全部推给中国，然后尽力把东北的“满洲问题”和上海事变截然分开，坚持所谓“就地解决”主义。
日本要在上海制造事变，是以挑起一连串事件为先导的。其目的是通过这些挑衅活动，来引发中日之间的冲突，煽起国民对中国的仇恨，为出兵上海，发动战争制造借口。
早在九一八事变爆发不久，上海的日本“居留民”即开始寻衅闹事，制造事端。他们举行大规模集会，要求日本政府“断然膺惩暴戾的中国”，“消灭中国抗日救国运动，帝国政府应用积极手段”。
进入民国二十一年之后，日本在沪势力的挑衅活动明显升级，直接制造了《民国日报》事件。民国二十一年《民国日报》刊登了一则朝鲜义士于1月8日袭击日本天皇，但未造成伤亡的消息。
日本方面随即开始利用这个消息来做文章，他们认为《民国日报》的这种行为是对日本天皇的“大不敬”，于是日本方面向上海市长提出了抗议，要求报社更正道歉，处罚负责者并保证今后各报不再有此种“不逊”行为与言论。
上海市长慎飞章不想让这件事情被日方闹大，于是选择了妥协，却没想到这件事情本就是日方策划的一场阴谋，又岂会轻易罢休呢！
随后以报道日本暴徒焚烧三友实业社的新闻“违反事实”，破坏日本海军陆战队的“名誉”为由，由日本第一遣外舰队司令官盐泽幸一具名，提出书面抗议，并附加“报社主笔到日本陆战队提出公文陈谢”，“在报上刊出半张大的谢罪书”等四个条件。
在政府的压力下，报社只能委屈退让，对日方进行道歉，但日方却得寸进尺，直接拒绝了报社的道歉，而且还要求封闭《民国日报》。
在种种压力之下，报社被迫于1月26日停刊！
与此同时，日本上海特务机关长田中隆吉还策划了刺杀日莲宗和尚的“日僧事件”和焚烧三友实业社事件。这一连串的事件导致上海日本势力的反华、仇华情绪迅速高涨。
在1月21日上海日本居留民大会执行委员会的会议上，发出了一片战争喧嚣声，主张要对中国“采取断然处置”，声称“吾人敢以民众之实力，对此穷凶极恶之抗日会，掩护此会之市政府，及暴戾之民国日报社，出以断然行动，在所不惜。”
日本驻华外交机关一面对在沪日本势力的反华活动百般包庇，同时还向中国政府施加压力。日本驻沪总领事一再向上海市政府提出抗议，先是要求缉拿杀害日本和尚的凶手，接着又一口咬定凶手是三友实业社的工人，并向中国当局提出道歉、处罚、赔偿、取缔抗日活动和抗日团体等四项无礼要求。
但是对于被警方查实的日人纵火焚烧三友工厂案，仅口头表示遗憾。日本驻沪海军也配合日方政党表示出异常强硬的态度。
1月22日，盐泽司令官发表一个“声明”，上海市长如对日领事所提的四项要求不作“满意答复”，日本海军就要采取“适当手段”，意思就是要用海军力量来介入中日双方的纷争。
盐泽的声明只是日本海军将要发起行动的一个讯号，此时日本海军正在进行紧张的军事准备！
原先日本常驻上海的军舰只有一、二艘，陆战队官兵六、七百名。此时集中到上海的日本军舰有10艘，另外还有14艘驻在长江各港口，海军陆战队员也增加到3500余名。
当时上海市政府也已发现日本海军正迅速向上海集结兵力。
1月22日，上海市政府向行政院报告：“现有巡洋舰一只，驱逐舰四只开沪，每舰载战机二十只，联合舰队四只，准予25日抵沪”。“又今晨西报载，日本驻华舰队司令于昨晚发出哀的美敦书，要求市府立即履行要求条件，否则将取必要的行动。现已有大批日舰开沪云。”
此后每天都不断的有日军增兵的报告！
1月28日，上海市政府向行政院报告:“日领所提要求条件，限于本日六时前圆满答复，昨经电呈在案。本日日舰进口至十二艘之多，陆战队又纷纷开赴闸北华租交界之处，加紧为作战之准备。”
上海警备司令岱季对日军的动态更清楚，他于同一天向行政院发出了多份敌情报告。上午的报告称:“今晨起日陆战队在其驻地附近江湾路、窦乐路及横浜路一带配备警戒，配有炮二门，机关枪八挺，并有武装机器脚踏车十余辆，均配备手提机枪，停止路旁，形势极其严重。顷又有日舰八艘到沪，内四艘已入口，四艘泊三夹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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