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生，你说我们能上去吗？”
徐州火车站，顾恺之和范文林站在火车站里，看着面前大排长龙的队伍。
两人的脚边各放着一个皮箱，是他两的行李。
顾恺之手里握着一张小纸票，目瞪口呆的看着面前的场景发出了疑问。
“我觉得，有点困难！”
范文林手里也握着一张纸票，看着前面的人群扯了扯嘴角。
今天他们准备离开徐州了，在上次问出了张小虎家的地址之后，他们将张小虎的照片寄了回去。
希望这张照片，能够给张小虎老家的亲人带去一丝缅怀。
在后面的日子当中，范文林带着顾恺之在徐州会战的各个战场上神出鬼没。
每天都在生与死之间，记录战争的发展过程，报道战争。
虽然有很多的外国记者在对徐州会战进行报道，但是对于国内的情况，还是需要国内的记者来报道的。
除了范文林和顾恺之之外，徐州青记会的其他成员也逐渐提升了起来。
就在这个时候，范文林突然接到了另外一个重要的任务！
建立大公报重庆刊！
这份任务来的很突然，范文林甚至都没有想到会突然接收到这个任务。
当那天范文林从战场下来，回到家中，发现家里已经有一个人在等着他之后非常震惊。
可是令他更震惊的却是他说出的话！
“范记者，张总编让您去重庆建立大公报重庆刊！”
这是一个非常艰巨的任务，至少对范文林来说非常艰巨。
他虽然现在暂时担任了青记会徐州分会的会长，可是这个青记会和普通的报社却有本质的区别。
这个组织相当于一个交流组织，而且他的社刊是有总部承办的。
可是大公报的地方刊却完全是独立运行的，虽然也是分部，可是这个分部却要开办报社，印报纸，发售，等等各种事务。
最关键的是，承办地方刊物是需要资金的！
人员的工资，设备的采购，地址的租金等等都需要钱！
所以，范文林在刚接到这个任务的时候，是有些犹豫的，他不知道自己能不能做好。
毕竟自己从来没有办理过这些事情！
在经过认真仔细的思考和分析之后，范文林还是答应了下来。
虽然这件事情很难，而且不一定能够办成，但是范文林愿意去一试！
因为这个时候社会需要新闻，需要舆论，需要真相！
所以，在国军撤离国军之前，范文林便带着顾恺之一起前往了重庆。
在离开之前，范文林将徐州青记会的会长转给了周凯。
至于为什么要带着顾恺之，建立报刊是需要记者的，这个时候顺带拐一个就能多一个人了！
当然这只是范文林的真实想法，在对顾恺之的思想工作上，他还是做的很到位的。
从徐州前往重庆，范文林选择的是火车。
这个时候的火车是个稀罕玩意儿，基本上大部分的人都没有坐过，范文林也是第一次乘坐这个时代的火车。
为了能买到票，范文林和顾恺之早早的就开始了排队，废了九牛二虎之力，才从漫漫人群中抢到了两张三等票。
民国时期的火车是没有座位号的，基本上就是只要你有票，那么能不能坐到位置，全看你的运气。
因为票上没有座位号，所以理论上乘客们可以坐在任何一个自己想坐的位置，前提是如果你能找到座位的话。
为了因为这样的售票方式引起一些不必要的麻烦，例如位次混乱，人数过载等等。
1922年，北洋政府交通部专门出台了一部《中华国有铁路客车运输规则》，该规则第二十七条规定：“乘车票概按本列车之座位多少发售。”
就是说火车站不卖站票，完全按照现有的空位数量向乘客售票，有多少空位就卖多少张票。
如果车厢里已经没有座位了，售票人员就会谢绝乘客的购票要求，提醒他们耐心等待下一趟火车。
如果民国时期的售票人员真的按照这条规定去做，那车票上有没有座号也就无所谓了，反正是一人一座，大家用不着争抢。
可惜这条规定看起来非常合理，但是却根本不可能付诸实施。
为啥不能付诸实施?
首先是因为当时没有发达的通信设备和调度设备，售票员无法及时知道每趟列车上还有多少个空位。
所有的车票卖出全是人工核查的，车上到底有没有人，有多少人也根本没人知道。
其次售票人员的奖金跟售票收入是挂钩的，而普通乘客的投诉又常常得不到受理，这一不合理的奖惩制度必然促使他们超额卖票，即使明明知道所有车厢都已经满座了，他们还会继续把票卖出去。
只要多卖出了票，他们自身的工资就会上升，但是买这些票的人最终能不能坐到位置就全靠他们自己的运气了。
因为票上没有座位号，所以先卖出去的票和后卖出的票是一模一样的，根本没有先次之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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