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时代全都是分封诸侯的，发展到最后，以至于五霸七雄把周天子架空；秦始皇有鉴于此，在建立秦朝之后全面废除诸侯分封，改行郡县制。可令他没想到的是，郡县制尚处于探索阶段，人们一时还不能适应。由于没有诸侯王的拱卫，在各地遭受起义的时候无人真心帮朝廷镇压，秦朝仅仅经历二世便灭亡了；刘邦建立了汉朝，吸取秦朝短命的教训，大肆分封诸侯王，用以拱卫朝廷。这些诸侯王的确起到了为刘家江山镇守一方的作用，但同时也形成了尾大不掉之势，以至于酿成了吴楚七国反叛，逼得后来的景帝、武帝费尽心机地削藩；曹魏建立后，亲眼所见汉末诸侯混战所造成的天下大乱，遂决定加强中央集权，虽有分封诸侯王，但诸侯王的实力大受限制，基本有名无实。这是跟秦朝一样的思路，最终也是跟秦朝一样的结局。曹丕的后代子孙面对司马懿父子的霸权毫无还手之力，仅仅存在了四十几年。
司马炎可能是总结了前几代的经验教训，两相对比，发现还是分封同姓诸侯利大于弊，毕竟自家人终究是自家人。于是就大封司马氏家族，但诸侯王的权利比之汉朝有所收敛。各诸侯王按比例享受封地的赋税，还可以拥有自己的军队，不过军队的规模会有限制，从大国到小国，分为三等：大国置上、中、下三军，共五千人；次国置上、下两军，三千人；小国置一军，一千人。而且各诸侯王的封地并不固定，朝廷可以根据每位诸侯王的功过做改封。这显然是吸取了汉朝七国之乱的教训，限制诸侯王巩固势力。
初衷是好的，结果却大相径庭。司马炎之所以敢立这个傻儿子当太子，就是觉得司马家族人数众多，大家都是一条心的，可以共保大晋江山。但实际上别说远房宗室，就是自己的儿子们也都是各自为政，各怀心眼。没人真心去保这个傻哥哥。司马炎在位时还能震慑住所有诸侯王，在他死后，谁也不把他的这个傻儿子放在眼里。诸侯王们都在暗中大肆扩张自己的势力，早已超出了本国该有的军队规模。各诸侯王为了自己的利益，打着道义的旗号，衡量着彼此的实力，拉帮结伙，争的是你死我活，把一个好端端的大晋江山摧残得岌岌可危。
对晋室不了解的人，会觉得司马诸王数量太多，不好分辨。如果将这八王按辈分和血缘亲疏捋一下，就清晰多了。
按辈分来讲：汝南王司马亮、赵王司马伦的辈分最高，为武帝司马炎的叔辈；河间王司马颙、东海王司马越为武帝的兄弟辈；楚王司马玮、齐王司马冏、长沙王司马乂、成都王司马颖为武帝的子侄辈。
按与嫡系皇室的血缘亲疏来讲，以司马懿——司马昭——司马炎——司马衷这四代为中轴线的话，楚王司马玮、长沙王司马乂、成都王司马颖为司马炎的儿子，也就是皇室至亲；齐王司马冏次之，为司马炎的侄子，司马昭的孙子；汝南王司马亮、赵王司马伦又次之，为司马懿的儿子；河间王司马颙、东海王司马越最疏远，为司马懿的侄孙。
除了辈分和血亲，在忠奸善恶、为乱程度方面这八王也是有区别的，不能一概而论。以性质恶劣程度排序：为乱最严重的当属赵王司马伦。其他七王不管怎么样，名义上依旧是奉司马衷为君主的，而他直接篡位做了皇上，实属大逆不道，罪大恶极；东海王司马越发动的兵变规模最大，虽然他打着正义的旗号将司马衷从长安接回了洛阳，但所造成的破坏非常大，还引进鲜卑兵，且作为最后一个权臣，没有辅佐之心，却有不臣之迹，后来还涉嫌毒杀司马衷。其后在匈奴人围攻洛阳的时候，竟带领重兵撇下当时的皇帝而去镇守许昌，以致朝廷孤立无援，最终城破。他其实乃是毁灭晋室的最后推手，故排在第二；河间王司马颙，作为一个远房宗室，却非常不安分，一直积极策划、主动参与多场大规模混战，且还有劫持皇帝迁都一项，足可以排在第三位；成都王司马颖发动多次大规模兵变。身为储君却不入朝堂，远在邺城擅权专政，而让百官来回奔波向他奏事。启用匈奴人参与诸侯之战，而且与王师对抗时不考虑司马衷的安危，并将御驾亲征的司马衷扣留在邺城，应排在第四；齐王司马冏不臣之心已经显现，如果假以时日，即便不步司马伦的后尘直接篡位，也很可能像他曾祖司马懿对待曹魏一样行废立之事，甚至自己做皇储也不一定，但他实际主动发起的兵变较少，所以排在第五；楚王司马玮威权跋扈，受贾后摆布，擅杀司马亮、卫瓘两位辅政大臣，性质恶劣，排在第六；长沙王司马乂也参与了多次兵变，但其似乎并无不臣之迹，姑且排在第七；最后就是汝南王司马亮。虽然有擅权之嫌，但他是先帝钦点的辅政大臣，且对朝廷的确没有二心，即便众多武士闯进门，也还是一副身正不怕影子斜的态度，自始至终从来没有主动发兵攻击过谁。其被屠戮，实属可悲，所以为乱程度最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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