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武三年十一月，太祖皇帝下诏‘如今天下太平了也，止是户口不明白哩。’命户部制户贴，州县照式印制发每户填写。一式两联，一联由本户户主收执，一联上交户部，汇总为户籍。”
“户籍厘清后，洪武十四年，太祖皇帝下诏建立里甲制度。一百一十户为一里，推丁粮最多的十户为里长，其余一百户编为十甲，每甲又以一户为甲首。里长、甲首轮流担任，十年轮换一遍。”
朱见深的声音不大，但是每一个字都让众人听得清清楚楚。
“以里甲制度为基础，太祖皇帝下诏编制黄册。每里户口编为一册，册首是总图，里中鳏寡孤独及无田之人，列在一百一十户之外，附在图后，称作畸零带管。洪武二十年，太祖皇帝又开始丈量天下田地，编制鱼鳞图。”
“至此，‘鱼鳞为经，土田之诉质焉；黄册为纬，赋役之法定焉。’洪武九年，太祖皇帝下诏，命纳粮一万石为一区，每区设粮长一名，后增设正副粮长三人，由地多纳粮多的大户担任，负责本区税粮的催征、经收和解运。”
看着侃侃而言的朱见深，王恕、马文升和刘健等人心里感叹不已。
这些太祖皇帝定下的户籍、赋税制度，殿下是张口就来，牢记在心，真是叫人佩服。
至此，他们也相信李东阳、李芳所说，平日里殿下要读许多的书，只不过不是四书五经而已，多是内库收藏的诏诰、律法等相关资料。
“太祖皇帝出身贫寒，体恤百姓疾苦，故而推行‘藏富于民’的治国政策，本着‘赋民而民不困，役民而民不劳’的原则，征收赋税徭役。”
“洪武年间，民田一般征收三升三合五勺，官田稍多些。且多次下诏蠲免多地部分或全部赋税。”
“就是如此，洪武、永乐年间的国库，也支撑起诸多战事，各地依然欣欣向荣，人丁田地不断增加。而到了正统年间，短短二三十年，却截然不同。这是为何？”
一阵沉默后，李东阳迟疑地说道:“殿下，就是因为投献？”
“没错，就是投献。而投献的本质就是田地兼并。石渠、约斋先生一路上用心了解过各地投献之风愈演愈烈，只是一些实际细则没有搞清楚，请问两位先生，你们知道投献分几种投献？”
王恕和马文升摇了摇头。
朱见深指了指李东阳。
“东阳，你给大家说一说。”
“好的殿下。诸位，殿下根据我们收集的各地资料，分门别类，然后按投献目标，分藩王宗室投献和官绅投献。前者就是把田产投献给藩王、公主等宗室府邸门下，后者是投献给举人进士和科甲正途官员。”
“按投献方式分常规投献和非常规投献。前者是把自己名下的田产投献。非常规投献就十分歹毒。它诬指他人田产为官田、无主田或自己的田产，投献媚上。这种投献，一般针对王府和高官，因为如此歹毒的行径，只有这样的权贵才压得下去。”
大家忍不住交头接耳，王恕、马文升和刘健的神情，越发的凝重起来。
朱见深等他们稍微安静一些，继续说道。
“投献的本质就是田地兼并、财富集中，但财富集中、田地兼并最大的问题不是贫富差距拉大，而是逃税免役。”
“逃税免役？”
朱见深面向薛敬，不客气地问道：“薛东家，贵丝绸庄自有魏国公府参股后，是不是可以少交很多税款？”
薛敬看着朱见深炯炯有神的双眼，仿佛自己跟魏国公府那些腌臜事，都被他看得明明白白。
老实回答道：“自从魏国公府参股后，税吏们不敢随意拷课催收，我与他们主事商谈了一番，就按定额收税。”
“多少？”
“差不多是实际产出的两成。”
众人哗然，朱见深却笑着说道：“薛东家还算有良心。有些藩王、公主府参股的商号工场，不管产出多少，朝廷一个子都收不到。”
王恕和马文升对视一眼，神情严肃地问道：“殿下，那收纳投献的官绅，如何逃税免役？”
“殿下，太祖皇帝有诏，‘有田土者输租税外，悉免其徭役’。宣庙先帝也有诏，‘文武官年未及七十老疾不能任事者，皆令冠带致仕，免其杂泛差徭’。都是对士子官绅优免徭役，田赋课税却免不了。”
刘健附和道：“是啊，在下是河南举人，有一定优免，但没有殿下说得那般，让人毛骨悚然。”
朱见深长叹一口气道：“大明吏治，最大的问题在于执行的律法条例混乱，官和吏又有断层，下传上达阻塞。官员懒得去了解实际情况，全凭个人想象，妙笔生花，凭空捏造。如此一来，欺上瞒下，低效率高浪费比比皆是。”
“条例律法规定与执行的脱节，给士子官员优免钻空子提供了极大的便利。科甲正途出身，原本就比其它途径出身的官员清贵许多，加上同门、同科、同乡，连枝同气，地方官员谁敢得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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