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启愚摇头说道：“如果是陛下的意思，那就由陛下来说，而不是由太子来说，既然是太子说的，我就当是太子自己的意思。”
“你这不是糊涂吗？”申时行一摊手说道：“就算是太子自己的意思，陛下知道了，也决不会责怪太子，那太子的意思，就是陛下的意思。”
“我是陛下的臣子，不是太子的臣子。”高启愚再摆手说道：“错非是陛下说的，否则我是不会答应的。”
“你看你，陛下怎么开口？你让陛下亲自说出来，这不是陷陛下于不义吗？”申时行面色一变，又低声嘱咐道。
高启愚想了想，摇头说道：“我是陛下钦定的礼部尚书，是大臣。”
高启愚是皇帝的臣子，也是大明的臣子，他为皇帝尽忠效力，也为大明鞠躬尽瘁，皇帝真的要他做那个替罪羔羊，也不应该是让太子来传话。
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这话简单易懂，清晰明了。
“哎，罢了罢了。”申时行甩了甩袖子，不再多谈。
高启愚不是靠媚上幸进，走到了礼部尚书的位子，他这一步步走来，都是脚踏实地，甚至好几次，高启愚还踩了他申时行两脚。
申时行和高启愚离开了通和宫御书房，申时行思前想后，最终动笔写了一本奏疏，这本奏疏内容，建议太子朱常治奏闻圣上处置。
高启愚不肯主动扛这个责任，只有申时行这个首辅去做了，他是面面俱到的性格，他万事求个周全，可是别人都周全了，他自己就不能周全了。
申时行看着写好的奏疏，终究是叹了口气，盖上了自己的印章，封好后，送往南衙。
朱翊钧收到了三本奏疏，第一本是太子转呈仓场总督的奏疏。
朱常治给出了自己的意见，他觉得无规矩不成方圆，欠的就要按年起运入京，若是不送，日后这种欠账会越来越多，最终导致朝廷财政败坏，但考虑到天变，各地所欠，都是田赋，按制减免，以示圣上怜爱万民之心。
申时行则写了本古怪的奏疏，说了一大堆，意思是，这本奏疏，因为不在监国太子职权范围之内，而且司徒在松江府，所以他对太子说，让太子转呈御前。
第三本奏疏，则是高启愚写的。
高启愚把通和宫御书房里发生的事儿，一五一十，事无巨细的说给了皇帝听，并且表明了自己的态度，无论是太子的意思，还是皇帝的意思，他高启愚都不能做，他担不起这个责任。
皇帝和太子之间的矛盾，他一个不入阁的礼部尚书，连成为替罪羊，都不够资格。
“啧啧，朕看明白了。”朱翊钧仔细审视了三本奏疏，确定了一件事，王夭灼教了朱常治办法，朱常治没用好，但无心插柳柳成荫，高启愚不肯，申时行反而主动做了。
申时行最起码能撑个十多年，有申时行这个老好人在中间端水，基本可以保证太子顺利长大，而且父子不会相疑。
朱翊钧思索了一番，挨个给了回复。
对于太子所问之事，朱翊钧告诉太子，追欠是必须要追欠的，而且不能减免，因为这已经是天变减免之后欠下的赋税了。
而且他告诉太子，遇到难处理的，不知如何处理的，就转到他这个皇帝这里来，不要胡思乱想，万事以民为邦本，以江山社稷为重。
这事儿，太子办不了，只能皇帝来办，因为欠的这些税赋，涉及到了朝廷和地方之间关于财权的争夺，是央地复杂矛盾极其重要的部分，太子别说十三岁，他就是三十三岁，处理起来也麻烦。
朱翊钧处理也是非常棘手，催逼过急，搞不好就会出乱子。
他给申时行写了回复，明确的告诉申时行，他的忠心，皇帝已经完全知晓了，但太子是国本，如果太子犯错，决计不可为其遮掩一二，以求周全，有些事儿可以周全，有些事儿不能，江山社稷为重，如若不成器，不可误江山。
这个回复有肯定，还有一些训诫和批评。
朱翊钧看着高启愚的奏疏，犹豫了下，也给了回复。
他郑重的告知高启愚：大臣乃是元气大臣，元气就是根本，以臣工性命荣辱为代价，换父子一时之安，非人君所为，父子是否相安，在内不在外。
朱翊钧还举了一个例子，玄武门之变。
李世民要对付的从来都是李渊，太子李建成和李元吉都是捎带手的事儿。
而让李世民下定决心要发动兵变的原因，就是李渊冤杀刘文静，以平衡太子和秦王之间的力量。
刘文静是从龙功臣，是太原起兵时候，不折不扣的忠臣、重臣，就因为刘文静跟李世民走的更近，李渊就不给刘文静加官进爵，差别对待。
太子和秦王之间的力量失衡，秦王势大，李渊就以谋反，冤杀刘文静，只为平衡两个派系的力量，李世民不反才怪。
以牺牲元气大臣的性命和荣辱为代价，只能换一时苟安，决无法长久，所以高启愚的拒绝，是正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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