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翊钧一直在关注着孙家发生的一切,孙家发生的一切,不过是大明诸多豪门内斗的一个剪影,有太多类似孙家这类的事情,在过去、现在和未来,不断地发生着。
孙克弘选择把老二送进大牢问斩,是为了孙家的延续,为此付出了如此大的代价,还把老三和老四驱逐了,防止内斗进一步升级。
孙克弘如此果断,但孙家内斗并不会结束,连他自己都知道,内斗会随着他的死再次爆发和升级。
松江府第一豪奢户家族的兴衰史,也是大明诸多豪奢户的兴衰史,朱翊钧之所以如此关注这件事,原因也简单,因为社会运行的基本原理是猴子爬树,上面的猴儿不肯下来,下面的猴就上不去。
孙克弘带领孙家成为第一豪门,随着内斗的开始和升级,孙家分崩离析,就有了新的猴子跑到他的位置上来。
皇帝无条件偏袒穷民苦力,因为势豪在生产中充当了朘剥者,敲骨吸髓,唯利是图;但皇帝也很清楚、更承认,势豪的重要性,因为势豪在生产中,充当组织者,他们是社会秩序建设的重要参与者。
无条件偏袒穷民苦力是阶级立场、阶级认同、倾向选择的结果,承认势豪重要性,是因为当下的现实需要,需要有人充当生产的组织者。
大明主导的官厂,并不能安置天下所有的工匠,需要更多的民坊参与进来,而且官厂主要通过吸收民坊里的工匠,来维持官厂生产力和竞争力,没有足够多的民坊,那就没有足够强的官厂。
这一点王崇古在世的时候,就反复讲过很多次,官厂也需要竞争,否则就会在僵化和臃肿之下,走向灭亡。
关于松江远洋商行商总的位子,现在有了两个选择,一个喜欢长跑的刑彦秋,商盟东家们会推他的原因,就是因为刑彦秋什么都不懂。
擅长农业的哈克不会被任命为农业大臣;不懂法律的青年汉弗莱去负责法务部;让没有出过海的刑彦秋做商总,那刑彦秋就只能对这些东家们唯命是从了。
刑彦秋因为缺乏足够的经验和经历,完全无法有效的反对东家们的命令,刑彦秋是个聪明人,他立刻去拜了陈敬仪的码头,只要陈敬仪愿意耳提面命,他做了商总,也不至于死的太难看。
商行的东家们,其实不喜欢陈敬仪,这人太过于心狠手辣,孙克弘活着,还能压得住,孙克弘一死,陈敬仪就再也没人能管了,不听话的陈敬仪自己犯错误走了,这次要换个听话的人来。
第二个人选,则是万历十七年进士,戴士衡,这个戴士衡是福建人,为人极其骨鲠,三年监当官,转新建知县,颇有贤名,吏部、户部推举其为商总。
吏部和户部的意思非常明确,既然大家都要让个外行人来做这个商总,那朝廷直接任命好了。
这两个人选,朱翊钧选来选去,最终选择了刑彦秋,而不是戴士衡,当然,不是朱翊钧对戴士衡有意见,他把戴士衡任命为了上海县知县,这是重用。
“商总的这个位子,还是许民间自决。”朱翊钧选择了尊重商行东家们的会推,而不是朝廷授予。
这么选择的原因其实简单,大明的士大夫根本不懂如何行商,更不懂如何做买卖,做商人是要逐利的,是要唯利是图的,但凡是在商业竞争中,讲一点道德,就会输的一败涂地。
就是衙门因为不懂行商,当初松江府衙才会成为大东家,而不是直接管理商行,这会让商行失去自主性和灵活性。
而今天,朱翊钧选择了继续如此,没有做出改变。
而且戴士衡一旦做了这个商总,他这辈子就到头了。
这不是皇帝要为难戴士衡,而是他身上沾了铜臭味,就很难再升转了,君子耻于言利,这是道德层面的指责,同样还有现实具体的考量,戴士衡做了这个商总,就跟这些势豪们有了密切的关系。
跟势豪们有了密切的关系和来往,不是不利于进步,是根本没办法进步,一来皇帝对势豪们有偏见,朝中整体风向,这些和势豪关系亲密的官僚,都很难得到重用;
二来,反腐司天天盯着查,别说查几次,查一次,心脏都受不了。
经过几年发展,反腐司那衙门,比鬼门关还恐怖。
人一旦进去了,就是音信全无,犯了什么事儿,多严重,该怎么处置,找谁打听消息,怎么样才能疏通关系捞人、人到底活着没有等等,根本一点消息传不出来。
和反腐司一比,张居正的考成法,无论怎么看,都非常仁慈了,张居正也就是给官吏套笼头,让官吏好好干活,可这反腐司,根本就是把刀架在了官吏的脖子上。
而反腐司的筹建是从海瑞回京主抓反腐后开始,在他离世后才正式成立。
反腐司曾收押了一名贪官,一关就是四年,真就一点消息没有,终于贪腐案完全调查清楚,宣判的时候,连本人都有种解脱感。
那种恐怖的氛围,不亚于解刳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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