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经新注》出版之后，新学之风在东南更甚。
特别是东南的各家书院，如今都在憋着劲研究新学。
孟子的民贵学说本来在明代就很有市场，从王阳明的遮遮掩掩，到王学泰州公开喊出来，在苏泽那个历史时间线上，明末的时候，“主权在民”几乎是算是一种主流的政治思想了，喊得最响的就是那个“东林党”。
《三经新注》并没有脱离传统的儒家语境，在苏泽【六经注我】的被动技能下，苏泽用《孟子新注》发展出一套“天赋民权”的理论纲领。
除此之外，苏泽又通过对《易经》的注释，提出一套理性主义的思想。
其实这套理论对读书人也不算新鲜了，就是在汉代王充的理论下，提出“天道自然”的观点。
所谓“天道自然”，就是彻底扯掉儒学中有关“谶纬”“天人感应”等这一套理论，提出天地万物都是自己运动，没有在自然之外的神秘推动力。
苏泽和王充的理论不同，苏泽又提出了“天理”和“人文”两门学科。
研究“穷究天地之变，研究万物之理”的学问，被称之为“天理”，苏泽不仅仅将算学、格物放在“天道”之中，还将“天文学”也放入“天理”之中。
而“明古今之经验，论今人得失”的学问，则被苏泽称之为“人文”，历史、文学和律法，都是研究“人文”的学问。
苏泽也指出，“天理”和“人文”都是两门可以通往成圣之路的学问。
穷究天理，研究万事万物的规律，就可以创造出改变世界的发现，这和儒家着书立作一样，都是一种“不朽”。
研究人文，练达人心，能够研究人和人之间的关系，从人文经验中提出启迪人民的思想，同样也是“不朽”。
紧接着苏泽通过《大学》，提出了新时代的新道德。
朱熹在给四书五经做注的时候，尤其重视给大学做注疏。
他在提出了所谓的三纲和八条目，算是给后世儒家读书人提出了读书人修行的最终目标。
三纲为“明明德、亲民、止于至善”，八条目是“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
所谓的“明明德”，就是于彰显人人本有，自身所具的光明德性。
苏泽对此进行了批判，他提出所谓的“明德”，并不是玄而又玄善恶难辨的“德性”，而是要通过思考和实践，学习有关“人文”的知识，要“明”的是万民共有的道德。
“亲民”则是要走到百姓中去，而不是脱离百姓去高谈阔论“明德”，以民为主，明社会万民的道德。
“止于至善”则不仅仅是自身修身，而是要通过“明德”和“亲民”两步，达到天下大同的“至善”境界，最终做到大公无私的道德水平。
当然这三纲只是“成圣”的目标，苏泽提出的只是一个方向。
而对于八目，苏泽则批判朱熹解释错了。
读书人要先有“平天下”，也就是追求“天下平等”的心。
有了“天下平等”的心，才能治理好国家，才能治理好家庭，才能修行好自身，这样才能正视自己，使自己的念头真诚、无私，最后才能穷究事物的道理，达到格除外物而天下至公的境界。
《三经新注》一出，立刻在东南引起轰动，各地报纸上连篇累牍的刊登《三经新注》有关的文章。
有批判的，有赞同的，这场辩论在东南各地的县学府学，书院学院中进行，也有不少旧儒在报纸上刊登文章驳斥苏泽。
而苏泽连续写了十三篇文章，在【雄辩】和【六经注我】这两个强力被动技能加持下，一一将这些大儒驳倒，新学在东南更盛。
对于年轻的读书人来说，《三经新注》却更对他们的胃口。
比起之前的要求先修身再治天下的朱熹八纲，苏泽这一套理论更入世，更具有实践性。
而且比起完善难以验证的内心道德，追求“天下平等”则更有实践性。
还真的有年轻的读书人看到了《三经新注》跑到了城外农村，帮着百姓一起耕种劳作，处理纠纷，安抚乡民，帮助百姓发声。
而百姓看到这些读书人来帮助他们，也对这些读书人非常尊重，让更多的读书人体会到了被人尊重和需要的感觉。
而另外一些原本就对道德文章不感兴趣的读书人，现在也可以堂而皇之的研究苏泽所说的“天理”了。
毕竟苏大都督也说了，通晓“天理”也同样能造福万民，你看新的织布机不就是了吗？
新学之风不仅仅刮出了江南，就连明廷控制的区域，也被这股风潮影响。
正在徐州的张居正，正在书房中阅读苏泽的《三经新注》。
看完之后，张居正只能叹息了一声，这几日他都在钻研《三经新注》，想要从书中找到漏洞攻击苏泽的学术，只可惜张居正的经学水平不够，根本找不到能够反驳的地方。
而《三经新注》所提倡的“天赋民权”，“理性主义”和“入世实践思想”，也很对张居正的胃口，他本来就不喜欢陆王心学中的那些空谈的部分，苏泽的新学更有操作性和入世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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