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军进抵乐（lao，第二声）陵，果然，原本望风而逃的捻军突然胆子大了起来。
此刻的谭伦与徐鹤骑在马上，看着源源不断进发的大军有些担忧地说道：“大都督，捻军突然不断骚扰我军，这应该是明军已经快要抵达了！”
徐鹤点了点头道：“周于德是我见过最擅长用兵的将领，原本我以为明军南下，最少还要三天，可是没想到，他们这么快就出现了！”
谭伦道：“听闻周于德也是南直人，还中过武进士，最后却因为无钱打点蹉跎十余年，直到快四十岁才得了个卫所副百户的位置！”
徐鹤叹了口气道：“我叫人查过了，此人最初习文，还中过秀才！”
谭伦点了点头：“所以一战并非功成，而是新的开始，若是不能将这些附着在大魏身上的贪官污吏一网打尽，将来还有更多的周于德！”
徐鹤点了点头道：“是啊，所以我请叔大最近一直在研究，到底怎么把咱们大魏变好，究竟我们要从何处着手，改变些什么！”
谭伦好奇道：“有进展吗？”
徐鹤点了点头：“有了一些，不过他的方案被我推翻了！”
谭伦没有说话，这种大事，绝不可能一蹴而就，推翻了也是可以料想得见的。
“但凡一个国家革除旧弊，那一点是祖宗之法实在无法再用，朝廷陷入困境，不得不改了！”
徐鹤这话没毛病，若是这时候再有人说祖宗之法可以延之万事，那绝对是脑子抽抽了。
要不是徐鹤在三年前紧急救险，力挽狂澜，要不是明军昏招迭出、要不是鞑靼人无意间帮了大魏一个大忙。
明军挟攻破北京之威南下，当时士民官绅俱都人心惶惶，金陵只有旧卫所军一万多人。
说不定那时大魏已经不存在了。
既然差点都要亡国了，那自然是制度层面和社会生态出现了大问题。
徐鹤给张居正的信中写到大魏目前存在的问题，归结为几点：
曰宗师骄恣；
曰庶官颟顸；
曰吏治因循；
曰边备不修；
曰财用大匮。
前三条，宗室、选材和吏治，说白了是大魏维持统治的手段而非目的。
真正的困境是后面两条，军事危机和财政危机。
而这两条又是相互联系的。
至正年间，北虏南倭，证明卫所军制已经彻底崩溃，卫所军发展到今天其实已经算是大魏最苦命的一群人，流血、流汗、流泪了一百多年，最后你还要求他们有战斗力！
这不是说笑话吗？
而募兵制的镇戍体系在九边已经普及，可随之而来的问题是，大魏在开国之初，太祖、英宗并没有考虑到这笔支出。
开国时，万象更新，土地兼并还不严重，吏治也算清明，那时候国家有钱，所以英宗过得还算潇洒。
但之后，几任皇帝那是阴天背稻草，负担越来越重。
到了至正帝时期，财政体系更是几近崩溃。
张居正收到徐鹤的信后，针对徐鹤提出的问题，进行了自己设想中的改革。
用大白话总结张居正的办法就是四点：
一，压制言论，降低改革阻力
二，推行考成法，提高行政效率；
三，实行货币改革，为军改提供充足资金；
四，实行军事改革，强化各行省和北方的防务。
这四条循序渐进，每一条都是为下一条打好基础。
看起来很美好，但徐鹤为什么将他的方案打回重新设计？
因为这里面涉及很多问题，比如加税，大魏给农民的税其实是很少的，国家要发展，那加税是必然，张居正的办法就是清丈土地之后，按比例把税款摊派到各行省。
看起来很合理。
但他没有想过，这些实际的税收到底是由谁来缴纳的？
另一个时代的历史上，黄宗羲曾经说过，任何财税改革，不管怎么设计，到最后埋单的一定是社会的最底层，记住，是任何时代。
所以，想要公平公正，让老百姓心甘情愿的交税，那就要打破瓶瓶罐罐，将压在农民身上吸血的宗室、官绅、地主拉下马。
但这里有个很为难的问题，大魏的政治基础就是这些宗室士大夫，砸烂了他们的饭碗，大魏也就不存在了。
怎么办？
所以资产阶级想出的办法是扶植另一个阶层成为后盾。
XX主义在华夏想出来的办法是土地改革，解放华夏最大的社会群体——农民。
可是，若是扶植农民，这跟大魏存在的法理基础又是相悖的。
故而最后徐鹤还是败给了自己的阶级出身，屁股决定脑袋，写了一些康梁的文章给对方读一读，企图让这个平行时空中赫赫有名的政治家、改革家想想办法，能不能找一条循序渐进的路线出来缓解社会矛盾。
徐鹤没有那些穿越人士开天辟地的伟大抱负，一代人管好一代人。
他想要的效果就是比张居正历史上的改革效果再好一些，张居正改革之前，平行时空中的俺答直入京畿如无人之地，在北京周边饱掠八日才退兵，京畿明军无敢战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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