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格意义上来讲，这次科举，虽然打开了汉人儒生入仕的通道，但其影响是微乎其微的，毕竟只有这么几十个人进入了朝堂，最高的才不过是个从六品的小官，对于改变整座朝堂的环境来说，根本就是杯水车薪。
但从历史意义上来说，这件事的影响力是非常大的。
首先，就像爱育黎拔力八达预想的那样，无论这次科举的最终结果如何，天下人都知道，朝廷又开始接纳儒生入朝为官了，这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汉法的推行，也使得自金末以来，日渐式微的儒学再次在全国范围内普及开来。
其次，虽然因为蒙古守旧派官员们的横加阻挠，导致这次科举分为了汉榜和蒙古榜；但即便如此，这一批上榜的蒙古和色目官员也都是通晓儒家文化的，他们对于推行汉法也没有那么抗拒，也正是因为他们的存在，朝堂之中长久以来的蒙汉对立情况也有所缓解，民族矛盾和隔阂也略有消融；更何况，有了他们作为榜样，势必会刺激那些没能上榜的蒙古和色目人，也能促进他们学习汉文化的热情。
第三，在这次的科举考试当中，爱育黎拔力八达和李孟等人经过不断研究与讨论，改变了科举选取制度；自隋朝首创科举制度以来，取士方式基本上都是以诗词歌赋为主，唯文采好者为优，这其中的弊端显而易见，就是会出现一大批精于读书而疏于理政的书呆子进入朝堂，这对于国家的发展和进步是有很大阻碍的。
早在宋朝时期，王安石变法时的第一件事便是将词赋取士改为经义取士，这一点连他的死对头司马光都非常赞同；然而在他变法失败后不久，守旧派的官僚们便又改行经义与词赋两科并存的制度，并在最终又开始轻经义而重词赋。
为了解决这种情况，李孟几人经过商议，决定改以词赋取士为以经义取士，并且确定了程朱理学在儒学历史上的统治地位，为未来数百年的科举发展奠定了基础，这在当时来说，无异于是一个相当大的进步。
对于这种情况，李孟心里其实是很兴奋的，他在主持了第一次大元帝国的科举考试之后，非常兴奋地做了一首诗，名字叫《初科知贡举》，里面这样写道：
百年场屋事初行，
一夕文星聚帝京。
豹管敢窥天下士，
鳌头谁占日边名。
宽容极口论时事，
衣被终身荷圣情。
愿得真儒佐明主，
白头应不负平生。
讲到这里，我插几句题外话，有几名朋友私信跟我说，想让我讲一下上一章末尾说到的书院制度和教育普及情况。
在元代以前，各地的书院基本都是属于私人办学，但自元朝伊始，为了更好地控制占领区和进行思维同化，学院逐渐转换为公家办学，并且在每一路、州、县都设置了学院，对外招收学生。
看到这里，好多人可能会觉得，这是一件利国利民的好事，给了许多百姓家的孩子们以读书识字的机会。
事实则不然，这些书院基本都是由政府拨款兴建，受限于有元一朝极其恶劣的经济形势，所以规模普遍都不算太大，这也就导致了招生的人数是有很大限制的，所以能够真正入学读书的往往是那些有权有势的大户人家子弟，寒门子弟很少能够享受到学院的教育。
为了更好地表述清楚当时的教育普及程度，我特意上网和去图书馆查看了许多关于这方面的书籍，这里查询到一组数据，展现给大家。
（以下部分资料来自于周维强先生于钱江晚报上刊登的文章）
蒙元史学者萧启庆依据至元二十一年（1284年）《庙学典礼》规定的各级学官名额，再添上《元史·选举志》里的书院山长名额，对元朝的全国的地方学校及书院的学官名额数目做了一个估计：教授合计278人，学正合计484人，学录合计185人，山长合计407人，教谕合计1127人，直学合计2111人。
以上全部加起来，总计4592人。
而元王朝的人口数，据《元史·地理志》记载，以至元二十七年（1290）的统计为例，全国人口总数人，即将近五千九百万人（白寿彝总主编《中国通史》第八卷里的分析，实际人口数目远不止于此）。姑且据《元史》至元二十七年的人口计算，则学官名额在元王朝总人口中的比率不到万分之一。
一万个人中才有一名教育工作者，这是什么概念？
按照我国现行的法律规定，以城市小学为例，师生比为1：19，也就是说每19名学生就要有一名老师；即便是师资力量比较紧张的农村小学，师生比也要达到1：23的比例。
而根据教育部发布的最新数据，全国目前的教师总数大概有1800万人左右，以我国14亿人口的比例来换算，大概每一千人中就有13名教师，而且这还不算那些课外教学机构中的老师和其余涉及到教育工作的辅助工作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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