即便如此，朝廷仍然觉得钱不够用，于是大量发行纸币，号称“交子”，南宋时称之为“会子”。
但我们都知道，发行纸币的基础是金、银本位制，也就是以金、银的总量为基础来发行与之价值同等的纸币，这些金、银的总量应当是库存总量与市面流通总量之和，而纸币本身其实是没有什么价值的。
但为了迅速充盈国库，南宋朝廷以每年印发一次会子的速度滥发纸币，却没有任何的金银储备来保证纸币的价值，这就导致了会子的价值不断贬低，也就是我们俗称的通货膨胀。
可面对这样的情况，南宋朝廷不仅没有进行调控，反而发明了一种全新的政策来应对，他们在发行新一代的会子之后，会以官方的名义发布声明，规定多少旧会子可以换新会子，从而达到继续敛财的目的。
在这种陈陈相因之下，会子的发行数变得越来越多，百姓手里的会子也在不断贬值，购买力越来越低。
可即便如此也就罢了，缺德的南宋朝廷在收税之时竟然拒收会子，这就逼迫百姓不得不再将会子换成金银，可价值却早已大打折扣，原本价值十两的纸币，往往连一两的白银都换不到，完全不够交税所用。
就在此时，官府又发明了一种新花招，他们允许百姓向官府预借来年的税收用来填补今年要交的税，有些地方甚至已经让百姓预借了将来六年的赋税。
可官府是什么人说了算呢？
自然是士大夫阶级。
他们以官府的影响力让百姓们预借税收，然后自己出钱替他们交税。
但士大夫们这么做可不是体恤百姓，而是为了获得更多的利益，以纳粮为例，他们在替百姓交税时，用的是正常计量的小斗，而在百姓们偿还之时，却改用增大了三倍的斗斛。
不仅如此，这些人还巧立名目，以呈样、修仓等名目再额外勒索一笔钱，这就导致百姓们不堪重负。
就在这样的情况之下，百姓们无论如何也缴纳不齐税收了，他们不得不卖儿卖女来凑钱，但即便是卖了儿女老婆之后依然交不起税，于是只能将赖以生存的土地也卖给这些盘剥他们的士大夫们。
由此也引出了士大夫们无耻的第二条——兼并土地。
说到兼并土地，就不得不将我们的老朋友——贾似道先生再一次请出来。
因为天下的土地大部分都被士大夫们兼并到了自己手里，百姓们为了活命不得不卖身成为他们的佃户，这种佃户与真正的佃户其实还不太一样，他们实际相当于奴隶，所生的孩子，男子为家奴，女子为仆婢，而且他们和土地是互相捆绑的关系，可以随田买卖。
若仅仅如此也就罢了，但奴隶是不用交税的，这就导致国家的“税源”越来越少，而国库的缺口却依然很大，那些还能勉强交得起税的百姓则将这些沦为奴隶之人要交的税也背负到了身上，从而承担更高的赋税，如此便形成了一个恶性循环，地主变富农，富农变中农，中农变贫农，贫农变奴隶，奴隶就不用交税了，因为他们所创造的财富都流进了士大夫们的钱袋子里。
贾似道也发现了这个问题，他也想做出改变，于是在1263年，采用临安知府刘良贵、浙西转运使吴势卿所献之策，开始在浙西范围内推行“公田法”。
所谓公田法，即以官员的品阶来规定他最多能拥有多少土地，用来限制这些大地主所拥有的田土额度，超过部分的三分之一由政府出资买为公田，而后将公田交给佃户们来耕种，然后向佃户们收取佃租，用这些收取上来的佃租当作军粮运往前线，用来缓解国家的财政危机。
为了鼓励私人买田，贾似道还下令各地官府采取了一系列的优惠政策，凡是私人承租公田30年以上的，价钱减少20％；凡是买公田花费超过一千贯钱的，免物力税三年，一千贯以上免五年，五千贯以上免十年；如果承租已经荒芜的荒田，可以免三年的田租。
但在“公田法”的推行过程中，却受到了士大夫阶级的强烈抵制，因为公田法极大地触动了他们的利益，他们大多碍于贾似道在朝中的势力无法与之抗衡，于是便在私底下暗箱操作。
首先，他们将被官府买走的公田进行了划分，利用自身的政治势力和经济实力，垄断公田售卖的价格，以低价买入那些肥沃的富田，而后将贫瘠的土地标注一个极高的价格，用来应对上面派下来视察的官员。
但贫瘠之田本就荒芜，价格又高，百姓们也不傻，自然不肯花高价去买，而物美价廉的富田又被士大夫们垄断，他们根本竞争不过对方，于是自公田法推行之初，就仅有30％的公田被售卖或者承租出去，70％的公田都被搁置起来，朝廷冒着得罪士大夫们的风险从他们手里收购的公田，只能收上来30％的税，甚至还不如推行公田法之前。
平心而论，“公田法”其实不是一个坏政策，他的出发点是好的，是以百姓的利益为前提来施行的一种强制均田地的办法，但他却没有考虑到一点，就是好的政策不一定能适应当时的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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