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停发赏赐
前文中我们曾提到过，由于朝中的政治局势比较复杂，为了保持朝堂的平衡，海山对手下一直都很大方，没事就赏赐一大堆的东西，可这一行为却使得国家财政的压力剧增，所以李孟下令，所有人的俸禄、赏赐、平时开销支出都要恢复到以前的水平，其他额外的赏赐都要取缔。
二、 清理名爵
自铁穆尔执政开始，对于大元内部的名爵封赏就异常泛滥，甚至连“三公”这种国之大员都封出去了上百个之多；不仅如此，由于自大蒙古国时期，成吉思汗就对各类信仰非常尊重的缘故，所以有元一朝对于佛、道等各类宗教都非常宽容，不仅免除了他们的赋税和徭役，而且还允许他们参与到国家政务中来，这不仅对国库是一笔不小的负担，这些僧侣、道士还经常扰乱朝政，所以李孟做的第二件事就是将这些滥赐的名爵全部削夺，同时将这些僧官、道官全部罢免。
三、 核查怯薛
自成吉思汗时期便流传下来的四怯薛制度可谓是大元朝的立国根本，也是距离皇室核心最近的地方，上到朝廷宰辅，下到各地县丞大多出自怯薛军，再加上元朝一直未曾施行科举，于是成为一名怯薛军便成了做官的捷径；在这种利益的驱使下，四怯薛的人数不断增多，甚至连一些非蒙古人都挤了进来，无形当中便给国库又增加了极重的负担；所以李孟特意上书，请求裁汰四怯薛中的冗员，并将所有汉人、南人、高丽人、色目人等非蒙古人全部裁撤，回归原籍。
四、 核查内府
作为负责皇室内务的宣徽院和负责皇室内库的太府监，这两个部门都属于内廷机构，平时根本不受政府的管制与核查，所以欺冒、滥支的情况特别严重；不过严格来说，李孟是没有资格对他们指手画脚的，毕竟这些不归中书省管，也没花国库的钱，但正所谓食君之禄，忠君之事，在跟爱育黎拔力八达这么多年的相处中，他不仅仅拿自己当臣子，更拿爱育黎拔力八达当自己的家人，所以他认为，自己有必要将这些情况告诉对方，而爱育黎拔力八达也很听话，在看到了李孟递上来的奏折之后便立即下诏至太府监：“自今虽一缯之微，不言于朕，毋辄与人。”（《元史·仁宗纪一》）
平心而论，虽然李孟的这些解决方案不能完全解决大元帝国多年来的积弊，但却能极大缓解国家的财政压力。
更何况李孟心里很清楚，大元帝国如今的情况不是一天两天形成的，而是长年累月积累下来的，如果想要彻底革除这些病痛，那么肯定会触动极多人的利益，所以这次改革，其实也是李孟的一个试探。
毕竟这次发布的政令中，基本算是将朝中所有的权贵阶层都得罪了，唯二的受益者就是皇帝和百姓。
如果换做常人，哪怕是想要改革，恐怕也不敢一次性得罪这么多权贵，毕竟大元帝国成立了这么多年，各大门阀世家都沾亲带故的，给他们都得罪了，仕途估计也就结束了。
但李孟不怕。
为啥？难道是因为李孟跟皇帝的关系好么？
不可否认，李孟和爱育黎拔力八达的关系确实非常亲密，但这并不是李孟愿意冒着风险得罪这么多权贵的原因。
他之所以敢这么做，完全是因为爱育黎拔力八达刚刚即位的缘故。
正所谓新官上任三把火，爱育黎拔力八达初登大宝，必然会做出一些改革以证明自己的能力，所以朝中的各级官员很大概率不会冒着得罪皇帝的风险公然反对他所推行的政令，李孟在这个时间颁布的政令，基本上所有人都会认为这是爱育黎拔力八达的授意，对他的敌意自然也就没有那么大。
但这个机会可谓是蝎子的粑粑——独一份，毕竟能够登基两次的皇帝相当少见，错过这个机会，就没有人替自己背锅了。
心念及此，李孟更是觉得要趁此机会多做点事，毕竟这么完美的背锅侠属实不太好找。
或许是多年的韬光养晦让李孟能够更加贴近百姓们的生活，他总是能很精准地找到那些对民生和经济影响最大的问题。
所以，在颁布了上述四项针对朝堂内部的政令后，李孟又在全国范围内开始推行四条新的政令：
一、 停止营建中都，将兴建中都时所占的民田尽皆归还百姓。（海山在即位之后便想要建造一座新的都城，命名为中都，位置在今河北省张北县）
二、 罢免五台行工部，停止全国范围内所有的营缮工作。（海山即位后下令在山西五台山营建一座新的佛寺，并专门成立了一个部门负责，就是五台行工部）
三、 裁撤中书省中的冗司，撤消中都留守司、泉府司等地方机关，同时依照至元三十年的各部官员人数为例，裁撤了朝中各部的冗员。
四、 废除至大宝钞，罢免资国院及各处泉货监提举司，允许民间自由买卖铜器；已经下发至各处的至大宝钞的钞本和至大铜钱，即刻封存；已经流入民间的部分则允许百姓们前往官府兑换成中统宝钞；同时还宣布废除中统宝钞停用的命令，允许中统宝钞继续流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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