宣德十年六月应天、凤阳、庐州、太平、池州、扬州、淮安等地遭蝗旱灾，十月顺天、保定、顺德、真定因为春夏旱蝗造成几乎颗粒无收。
蝗灾直到正统元年闰六月还影响了直隶河间府，其中静海县上奏称蝗蝻遍野造成田禾被伤，老百姓只能捡划充饥。
几乎同时，顺天、真定、保定、济南、开封、彰德六府又遭了水灾，正应了那句大旱必有大涝。
就这样旱灾、水灾、蝗灾、大雨、冰雹每年都轮流着来，就像是富贵人家吃饭时一百零八道水单牌子上菜一样，不是轮这个就是轮那个，总是能轮得上的。
在这种情况下正统朝廷一边要忙于救灾，一边还要平乱，北边还有鞑靼、瓦剌、兀良哈轮流来朝贡霍霍大明的民脂民膏。小皇帝没本事，大臣们又要瞻前顾后只能在旧例、祖制下转圈圈。老百姓在这种朝廷的治理下日子过的真心不怎么样。
朝廷日子不好过，百姓的日子就没法过了。下面的贪官污吏、地方豪强、权贵还要变着法的盘剥。朝廷下令减免的税赋到了老百姓头上指不定打了多少折扣，大明朝官员俸禄低，时不时还要罚俸，朝廷没钱了还要停俸、欠俸，官吏不贪点、墨点，吃什么？
“朝廷革新之意，一刻也不能停息。朕几次三番催促仍未见成效，莫不是有人故意搪塞就是等朕退位来拖延朝廷革新政策？”既然不能好好说话，朱祁钰打算来点猛料。
“陛下言重了，实是兹事体大，不得不小心应对。”于谦首先站出来表明立场。
朝廷革新兵部是首当其冲，在具体的变革政策中于谦也提出很多有用的建议，朱祁钰总会给出自己的意见甚至召集其他部衙一起讨论解决。只是这所谓的革新其实就是变法，各衙门不得不小心应对。
有史记载以来变法千千万，春秋战国那么多变法真正能被人熟记的也就个卫鞅变法变成了被车裂的商鞅而已。宋朝王安石变法也因为得罪了利益既得者而被各方力量覆没。景泰朝廷要搞革新一定会影响到既得利益者，这些都是于谦等人不得不考虑的影响因素。
“朕还年轻，还能等。可大明百姓能等吗？这些年有多少百姓因饥寒交迫造成家破人亡的，诸卿都是知道的。居庙堂要心系天下，能让百姓们过上安居乐业的日子这天下才坐得稳当，这官也才当得舒坦。”朱祁钰对于谦也没什么意见，催促快点推动革新也是为了更近一步稳固自己的地位。
突然间朱祁钰偏头沉吟，思考了良久终于发声道：“我朝自立国以来就严禁生员妄议朝政，朕思来想去觉得这样也不是很妥当。”
大明朝的文武百官议论朝政是应当应份的，农户、工匠也都可以议论朝政甚至允许上书说点意见、建议啥的，但就是不准生员对乾政指手画脚。
“去岁为了北抗达贼朕便允了王卿、焦卿诸位所请，朝廷早已经行文‘天下人议天下事’。人民踊跃献计献策，其中生员所献不乏良策。这便说明生员也并不是不可议政的。”对于生员不能议政的要求，朝廷给出的理由是让生员安心读书才好在将来做治国平天下。
“正所谓‘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这些生员若确有治国良策或是见到有官吏贪腐枉法的，向朝廷进言也算是拾遗补缺，并无不妥，只要禁止生员整日里只想着进言而忘记了治学之本就好了。”
封建社会时期的生员很大一部分都过了激情澎湃的年龄，那种凡事都要叽歪一番的是整日闲到蛋疼又做不了活计，只能在街边巷角晒太阳时“忆往昔”、兼顾着“斥今朝”的老大爷们才爱干的事情。
何况封建社会普遍识字率低下，普通老百姓能写全乎自己名字就不错了，整日里为了两餐一宿求生存哪有什么闲心情去给国家大事献计献策。
而有文化的就只剩下官吏、权贵和富户人家，还能指着这些人帮底层老百姓说话？这简直就是与虎谋皮了！
“朝廷革新势在必行，但是要想好切莫闭门造车。”信息不发达的时代里莫说皇帝听到看到的真不真实，就是一县之尊恐怕看到真真正正的也仅仅是自己县衙后院那点破事而已。
“要杜绝朝廷闭门造车之嫌就要让朝廷知道百姓的真实生活情况，要了解百姓真实的想法。生员来自于人民，代表人民，让他们但有建言准许上书言事。”
说到发动人民的力量，朱太祖就很会玩这一套，当然后世也有人曾经用过，效果都不错。
朱元璋时期有过普通百姓押着贪官污吏上京城告御状的事情，虽然朱元璋心里不爽但当时处置还是表现出积极支持的态度。
笑话，百姓都能随便押着官吏上朝廷告御状，那将来谁还敢当这个官？朝廷的体面又在哪里？数千年历史中无论中外，又有哪个朝代不是这样操作的。
如果非要说曾经有一位君王言出法随，说不称帝就不称帝的，除了漂亮国的那一位之外还能找出第二人来吗？人民，用得上的时候拿出来做个幌子，用不上的时候与夜壶又有什么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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