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麦是小麦属植物的统称，代表种为普通小麦（学名：Triticum aestivum L.）是禾本科植物，是一种在世界各地广泛种植的谷类作物，小麦的颖果是人类的主食之一，磨成面粉后可制作面包、馒头、饼干、面条等食物，发酵后可制成啤酒、酒精、白酒（如伏特加），或生物质燃料。小麦是三大谷物之一，几乎全作食用，仅约有六分之一作为饲料使用。两河流域是世界上最早栽培小麦的地区，中国是世界较早种植小麦的国家之一。2022年全国小麦产量2715.2亿斤[15]
小麦是新石器时代的人类对其野生祖先进行驯化的产物，栽培历史已有1万年以上。中亚的广大地区，曾在史前原始社会居民点上发掘出许多残留的实物，其中包括野生和栽培的小麦小穗、籽粒，炭化麦粒、麦穗和麦粒在硬泥上的印痕。早在公元前7000-前6000年，在土耳其、伊朗、巴勒斯坦、伊拉克、叙利亚、以色列就已广泛栽培小麦；公元前6000年在巴基斯坦，公元前6000—前5000年在欧洲的希腊和西班牙，公元前5000-前4000年在苏联的外高加索和土库曼，公元前4000年在非洲的埃及，公元前3000±159年在中国（详情见下），公元前3000年在印度，都已先后种植小麦。中国的小麦是由黄河中游逐渐扩展到长江以南各地，并传入朝鲜、日本。公元15世纪至17世纪间，欧洲殖民者将小麦传播至南、北美洲；18世纪，小麦传播到大洋洲。
伊朗西南部、伊拉克西北部和土耳其东南部地区，是栽培一粒小麦和提莫菲维小麦最早被驯化之地。以色列西北部、叙利亚西南部和黎巴嫩东南部是野生二粒小麦的分布中心和栽培二粒小麦的起源地。普通小麦的出现晚于一粒小麦和二粒小麦，一般认为约在8000年前，起源于里海的西南部。苏格兰外赫布里底群岛发现的陶器遗迹表明，该地区的人群可能在公元前3600—3300年就已食用小麦。[14]据考证，历史上某一时期，当伊朗西部某地栽培二粒小麦被带到粗山羊草分布地区后，发生了自然杂交，其杂种经染色体自然加倍后产生了普通小麦。其演化的过程，按传统的观点是：具AA染色体组的野生一粒小麦与具BB染色体组的拟斯卑尔脱山羊草自然杂交，产生了野生二粒小麦（染色体组AABB）；野生二粒小麦驯化为栽培二粒小麦，再与具DD染色体组的粗山羊草自然杂交，才产生了普通小麦（染色体组AABBDD）。在黄河流域两岸的三门峡、洛阳、卢氏以及西安、宝鸡等地大量存在植物学特征与普通小麦栽培种亲缘最接近的小麦草，这种小麦草很可能早已为我国先民采集和栽培。[1]在中国继云南小麦亚种发现之后，在西藏高原又发现有麦穗自行断节的普通小麦原始类型（称西藏半野生小麦）；在伊犁河谷有大片的粗山羊草(中国通称节节麦)原生群落，而黄河中游麦田早就有混生节节麦，这些事实对研究中国小麦的起源、演化与传播具有重要意义。1985年和1986年先后两次于东灰山新时期时代遗址中，发现距今5000±159年的碳化小麦和大麦粒；[1]1955年在安徽省亳县钓鱼台发掘的新石器时代遗址中，也发现有炭化小麦种子。以上从植物学和考古学上给麦为中国起源论提供了证据。在皂角树二里头文化遗址中，发现有栽培小麦，且占粮食作物的第四位。说明在夏代，麦子是主要粮食作物之一。[1]殷墟出土的甲骨文有“告麦”、“食麦”记载。《诗经·周颂·清庙思文》：“贻我来牟”，亦作“麳麰”。三国魏张揖（3世纪）《广雅》有：“大麦，麰也；泪科，麳也”的记载。以后的古代文献中，将小麦简称为麦，其他麦类则于“麦”前冠以“大”、“穬”等字，以与小麦相区别。根据《诗经》中提及的“麦”所代表的地区，说明公元前6世纪，黄河中下游已普遍栽培小麦。据以后史书记载，长江以南地区约在公元1世纪，西南部地区约在公元9世纪都已经种植小麦。到明代《天工开物》(1637年)记载，小麦已经遍及全国，在粮食生产上占有重要地位。[2]2016年，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对镐京遗址持续进行考古发掘，在一个西周中期用于填埋垃圾的灰坑里，考古人员发现了一批碳化的小麦颗粒，虽然距今有2800多年,但小麦颗粒形状依旧保存完好。说明至少在西周中期，小麦已经在国都镐京周围开始规模化种植，这个发现对“我国北方小麦开始广泛种植是在汉代”的传统观点提出挑战。小麦原产地在西亚的新月沃地。中国最早发现小麦遗址是在河姆渡流域附近。新疆的孔雀河流域，也就是人们常说的楼兰；在楼兰的小河墓地也发现了四千年前的炭化小麦。四千年前的塔里木河和孔雀河下游一带的沙漠绿洲中，有着较充沛的水资源和高达40%的植被覆盖率。那时水中有游荡的鱼儿，林中有飞奔的动物，翠绿的草地可以放牧，土地适于耕种。在小环境里有着相当不错的生存土壤。但是唯一的问题也是最关键的问题，便是沙漠绿洲生态的脆弱性，一点点改变就会给生命造成意想不到的灾难。南方原先很少种麦，汉以后才逐渐向南推广。《晋书·五行志》说：“元帝大兴二年（公元319年），吴郡（今江苏）、吴兴（今浙江湖州）、东阳（今浙江东阳）无麦禾（这里的禾是指稻说的），大饥。”可见四世纪初，麦在江浙一带已经取得了一定的地位。在此以后，又陆续得到推广，主要是出于农民自己的传播，有时王朝政府或地方官也曾督促推广。南宋初年，北方人大批地迁移到长江中下游和福建、广东等省。北方人习惯于吃麦，麦的需要量突然增加，因而麦价大涨，刺激了麦的生产。因此，麦的栽培迅速扩大开来。南宋庄季裕在他写的《鸡肋编》（十二世纪前期）中说：“此时一眼看去，连片的麦田，已经不亚于淮北。”这就是说，已经不亚于北方了。麦和稻的生长季节不同，只要安排得好，就可以在秋季收稻以后种麦，夏季收麦以后插秧，同一块田一年可以两熟。麦的推广并不妨碍稻的栽培面积。北宋朱长文的《吴郡图经续记》（1084年）就说：“吴中土地肥沃，物产丰富，割麦后种稻，一年两熟，稻有早晚。”后来南宋陈旉（fū肤）《农书》（1149年）和王祯《农书》（1313年）所说的也是稻麦两熟制。而且根据王祯《农书》的记载，南方对于种麦，已有相当技术水平，单位面积产量也比较高，并不比北方差。[3]小麦不但向南方推广，同时北方也在发展。元以前就有这样的农谚：“收麦如救火”。在生产工具方面唐代已使用麦钐（shàn扇，一种长形的镰刀），到元朝初年又有了新的改进，创造了用麦笼、麦钐、麦绰（一种竹篾编成的抄麦器，形状象簸箕而稍大，它的一边装有钐刃，当挥刃割麦穗时，麦穗自然落到绰里）结合成为一整套的快速收麦器。它的使用方法是这样的：麦笼安装在下面有四个小轮的木架子上，用绳系在腰部拖着走。割麦人用钐割麦穗，麦穗跟着落向绰里去，随手把绰里的麦往后倒到笼里，笼装满了以后就拉到打麦场上。据王祯《农书》的记载：“一天可以收割十亩，比南方用镰刀割，要快十倍。”如果不是种麦很多，是不会创造出这种快速收麦器的。[3]据明宋应星《天工开物》的估计来推算，当时小麦约占全国粮食总产量的15%多一点。这虽是一个粗略的估算，但已明白地可以看出，小麦在明代粮食作物中仅次于稻而居第二位。[3]人们常说的“麦”就是小麦，当然了还有其他麦类，比如说大麦、燕麦。古代欧洲人吃麦主要还是吃大麦，直到16世纪后被小麦代替。大麦在世界上主要做啤酒，这种世界级别饮料。世界大麦80%产量被化为啤酒，灌进人们肚子里。1斤大麦大概可以做4～5斤啤酒。啤酒的独特苦味也是加入啤酒花所造成的。中国从1996年起就对小麦进口实行配额管理。从2002年4月份开始，玉米、小麦和大米实行出口零税率政策，提高了我国粮食品种的出口竞争力。小麦进出口增加，则与品种有关系，以较低价格向韩国等周边国家出口饲料用麦陈麦(主要是春小麦)，从美国等国家进口优质硬粒小麦。根据中美达成的协议，中国加入WTO，中国将在五年内将农产品关税减至14.5%-15%，开放小麦等农产品进口，实施“关税比例配额制”。到2006年，小麦配额应从200万吨增加到930万吨，私营部门最初应为10%。中国政府力主在世界贸易谈判中保留关税配额。小麦是中国最重要的口粮之一，小麦产业发展直接关系到国家粮食安全和社会稳定。国内资源环境、粮食供求格局和国际贸易形势都发生了深刻变化。中国人口众多，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始终是治国理政的头等大事。2013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和中央农村工作会议都将粮食安全问题摆在首位，明确提出国家粮食安全战略方针是：“以我为主、立足国内、确保产能、适度进口、科技支撑”，战略目标是:确保谷物基本自给、口粮绝对安全。在"四化"同步和对外开放的新形势下，为细化和落实中央提出的粮食安全新战略方针和目标，笔者对国内小麦产业发展进行了系统深入思考，认为小麦产业发展面临的6大突出问题需要关注和应对。2022年，中国科学家找到了调控小麦种子休眠的关键基因SD6和ICE2。[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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