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于为什么要选择隐瞒……说到底，也是迫不得已。
那时的慈父，眼睛里揉不得半点沙子，尤其是对那些胆敢在他眼皮底下耍花招的人。一旦让他知道有人欺上瞒下，事情就绝不会简单收场——那些被契卡揪出来的人，可都是他亲自派下去的。
以他当时的脾气，恐怕连审都懒得审，直接一纸命令，把整批人全拖出去毙了。
这让陈树生心里直摇头。
人总不能从一个极端，直接蹦到另一个极端吧？有些事情，总得留点余地，总得折中考虑。
可问题是，放任不管的后果，又该有多恶劣？
本来，这种麻烦事该由捷尔任斯基来处理的。那个铁面人，虽然手腕强硬，但至少讲道理。
只要把问题摊开，把利害说透，他自然能权衡轻重，把事情压下去，不至于闹到血流成河的地步。
可偏偏……捷尔任斯基在26年就撑不住了，他的心脏再也承受不住那份高压，最终在某个冰冷的清晨彻底停止了跳动。
于是，沟通的重担全落在了陈树生肩上。他和慈父磨合了很久，可有些东西，不是时间就能完全弥合的。他们的思维方式不同，行事节奏也不同，有时候一个决策的延迟，一次意见的偏差，就会让整个工作进程卡住。而恰恰是这些短暂的“耽误”，让某些人嗅到了机会。
他们开始松懈，开始试探，最后甚至肆无忌惮。
捷尔任斯基死了，他们以为再也没人能按住他们了，以为头顶上的那把剑终于消失了。
结果呢？那群人还真就把客气当福气，蹬鼻子上脸了。
慈父的话被当成了耳旁风，文件批示被阳奉阴违，甚至他最好的兄弟——大基洛夫，那个被所有人默认的下一任接班人，就这么不明不白地死在了街头。
凶手倒是抓到了，可偏偏是个孤狼，嚷嚷着自己只是“报复社会”，唯一的目击证人在押送途中“意外”身亡，案子就这么稀里糊涂地结了。
这是在糊弄谁呢？真当慈父是傻子？
所以，当大清洗的提议摆上台面时，陈树生连半点犹豫都没有，直接举双手赞成。他受够了——政策推不动，朋友被出卖，暗杀成了家常便饭。
中层干部要么阳奉阴违，要么干脆躺平摆烂；高层更绝，直接和下面的人勾肩搭背，把利益网织得密不透风。
最要命的是工业化，明明是国家存亡的关键，却被这群蛀虫拖得寸步难行。
不清理不行了。
但问题在于，这事儿不能大张旗鼓地干。要是搞得风声鹤唳，人人自危，反倒会让矛头全指向自己。
得悄无声息地来，像修剪疯长的枝蔓一样，一刀一刀地削，直到整棵树重新变得笔直。
否则，今天你清理别人，明天就可能被别人清理。
但很可惜，慈父这次没把陈树生的话听进去。
或者说，他听进去了，却选择了另一种更直接的方式。
陈树生也没工夫再劝，他手头的事已经堆成了山——必须赶在战争爆发前，把农业和工业的齿轮严丝合缝地卡在一起。
那会儿的场景，现在想起来简直魔幻得可笑。
所有人都在争论集体农庄的产量，讨论五年计划的指标，为城市和农村的利益分配吵得面红耳赤。
会议室里烟雾缭绕，文件堆得比伏特加酒瓶还高。可就是没人愿意抬头看看窗外——邻居家的烟囱日夜不停地冒着黑烟，坦克工厂的机器声隔着边境线都听得见。
陈树生有时候半夜从办公室出来，站在走廊上，都能听见远处隐约传来的金属撞击声。
那不是他们的工厂，声音是从西边飘过来的。
可那些争论不休的同僚们，好像集体得了选择性失明，硬是看不见人家已经在磨刀了，而且磨得锃亮。
“再这么下去，咱们都得进奥斯维辛当肥皂。”
陈树生有次在酒桌上半开玩笑地说。
结果在座的人要么没听懂，要么觉得他在危言耸听。
最讽刺的是，就在他们为拖拉机产量斤斤计较的时候，隔壁的坦克装甲都已经开始量产了。
现在想想，那会儿最可怕的不是敌人的威胁，而是自己人这种近乎天真的盲目。
就像一群人在即将喷发的火山口野餐，还在为谁该分到更大的那块馅饼争得不可开交。
托派那帮人整天吵吵嚷嚷的，活像一群聒噪的乌鸦。这边刚有人拍桌子喊“无聊，我要看到血流成河”，那边就有人扯着嗓子煽动“发财吧，农民兄弟们！”。
后面那个暂且不论，但前面这个必须得掰扯清楚。陈树生其实跟托洛茨基私交不错，毕竟这位苏联红军之父"
确实有两把刷子。
虽然他的某些主张跟当时大洋彼岸的局势有些出入，但本质上并不离谱——人家的大方向是想通过世界革命来打乱敌人的阵脚，这思路本身没毛病。
问题就在于，时机不对。
苏联自己都还没站稳脚跟呢，就想着去掀别人的桌子，这不是找死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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