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次的题目是两文一诗，即两篇杂文，一首试帖诗。
第一题是：百姓足君孰与不足？
这句话出自《论语.颜渊》。
哀公问于有若曰：“年饥，用不足，如之何？”有若对曰：“盍彻乎？”
曰：“二，吾犹不足，如之何其彻也？”对曰：“百姓足，君孰与不足？百姓不足，君孰与足？”
意思是若百姓丰衣足食，皇帝又如何会不富足呢？
若皇帝或者一地主官重视“年饥，用不足”，即粮食用度不足的问题，从而大力发展农业生产，平民百姓自然能逐渐富足起来。
苏惟生自底层挣扎数年，虽本朝平民日子还算好过，冻死饿死的人少了许多，却也不是从未见过听过。
对于这个话题，他实在也有一肚子话说，根本不必搜肠刮肚地思索。因此脑中略略一过，便提笔在稿纸上写下第一句话，
“民既富于下，君自富于上。”
以两句话破全题要义——下头的民众致富了，上头的国君自然也会富足，国库充裕。
接着写道，“盖君之富藏于民者也。民既富哉，君岂有独贫之理？”申明破题之意。
这种写法其实是前朝庆隆帝他爹在位时便时兴起来的八股文，专为科考之用。当时众多文臣皆称之为“制艺”，以为此种写作形式最为公平，也最能考察学子智力。
太祖建国之后曾致力于改变这种现象，认为“八股之害等于焚书，而败坏人材有甚于咸阳之郊”。（出自顾炎武）
但新的朝代是建立了，旧时的文风文习早已深入文人骨髓，太祖在位不过三十年，如何能轻易改变旧习？
太宗继位七八年后，在科考中作八股文的士子便有如过江之鲫，势头再也无法遏制。
其实照苏惟生看来，太宗也并不想遏制，不过做做样子便顺势而为了。
至于原因嘛，当年他在御前伺候时也听庆隆帝提过一嘴——“天下读书人若只顾研读经书，钻研八股之要义，自然不会再有闲情关注朕的私事！”
苏惟生从前只做帝王耳目时不知，如今却渐渐明白，不过是上位者怕了有识之士的口诛笔伐，防文人之口甚于防川，只想培养一批又一批只忠于皇家的臣子罢了。
尤其，据说这一形式的文章作法能最大程度地排除世家大族于科考经验上对子弟的深远影响，从而保证科举的公平性，为皇权反制经学世家对朝政的把持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举凡做皇帝的，能不喜欢吗？
杭知府指点他们文章时，早便提过这位贺学政出身贫寒，科举之路也不太顺遂，是本朝八股文最坚定的拥护者。
因此那段日子在博阳府，杭知府要求他们作的全是八股文，为的就是投主考官所好。
其实苏正文之前也不是没教过……那个啥，毕竟水平有限，所以苏茂谦几个都只学了个皮毛，在杭知府手上才有了明显进益。
苏惟生就不说了，嫩壳老心，当年在御前不知看过多少前十名贡士的文章，对其中的门道大致是心中有数的，缺的只是实际写作罢了。
所以他们几个早就决定了，这次院试中所有的经义题都要用八股文的形式来写。
“照我说，用这种方式写文章更简单才对！”苏惟生暗道。
格式都是分明的，承题之后便是起讲、入题、起股、中股、后股、最后是束股。对他这种深受前朝荼毒的半个书生，无异于如鱼得水。
因此按这个步骤，他写得愈发顺畅，
“有若深言君民一体之意，以告哀公，盖君之加赋，以用之不足也……”
对面的于大志磕磕绊绊地想出几句记在稿纸上就再也写不下去，那目光不知怎的就落在了苏惟生身上。
却见对面那小孩儿正伏案疾书，虽看不清纸上的文字，也能瞥见雪白的纸张上已是洋洋洒洒的一大篇，脸色顿时就黑了——这小子脑袋是怎么长的！
心思一乱，刚刚才有的一点头绪又无论如何也想不起来了，憋得满头大汗。
整整一个上午，过了午时于大志都没能再写出一个字，因此看向苏惟生的眼光也愈发不善。
其实这也是难免的。
你说你一个考生，不把心思放在自己的文章上，只动不动就往对面瞟，看人家写得越多，他就越急，越急脑子就越转不动，写得出来才怪了！
八股文说起来简单，但作完一篇再加上仔细检查了几遍，也用了大半天时间。
此时刚过未时三刻，大部分人都吃过饭挨个去了一趟茅厕。
至于苏.脑子好.惟生嘛，方才全神贯注时没察觉，这会儿心神一松，那恶臭就一股一股往鼻子里钻，熏得人几欲作呕，纵是再饥肠辘辘，也是连一滴水都喝不进去的。
“我宁愿种地也不想在茅厕边待足三天！”
苏惟生欲哭无泪地扯起衣袖掩住口鼻，找出自带的艾香点燃放在墙角，白烟袅袅，片刻间便弥漫了整个号房。
心中这才觉得好受许多，可饭也是真吃不下去的，便索性忍着饥饿先看下一题，等晚些时候臭味散了再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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