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之藻继续说，不只藩王的庄田是这样，就是原先的皇庄其实也是这样。嘉靖改革后，皇庄已经改叫官田，如今已经没有了皇庄的名目。官田的佃农就是实际上的田主，地租也是官府收取，太监不能插手。地租数额也远小于民间，只相当于赋税甚至更少。即便以原先皇庄对应的官田，皇宫里能获得的收入也就是每年五万两银子左右。
崇祯又问蜀王府是什么回事，李之藻说具体情形没有去过蜀地调查不敢肯定，不过看过正德年间在蜀地巡抚的王廷相一篇文章，里面说蜀地百姓偷逃国家赋税习以为常，“民以逋欠为常，官以姑息为德”、“蜀民逋税习风久矣”，很多地方税收百分之七十都逃掉了，只缴纳百分之二三十。
他估计所谓的蜀王府占据百分之七十的耕地云云，应该是当地百姓偷漏税的托词，有问起税收的，就假称这些土地是蜀王府的，其实蜀王府可能都不知道有这些土地。如果说蜀王府真的占据了地方上百分之七十的土地，那是不可能的。否则靖难削藩的事情早就重演了。
崇祯又点了点头，李之藻这个解释和分析是合理的，藩王兼并大量土地的说法是不能成立的。崇祯再次看向了罗雅谷，说起了明朝商人税轻，有很多巨富，如果暴富以后，大量购买兼并土地，也未必比欧洲拥有大量土地的领主差多少吧。这次罗雅谷还没有说话，旁边的汪汝淳先提出了异议。
汪汝淳说自己就是商人，父兄和同乡好友经商的非常多，以他在家乡和其他地方的见闻，明朝商人并不喜欢多买土地。虽然农业税比商税多一些，可是以他的经验，商人不喜欢买地的主要原因是不仅没有时间自己种地，雇佣监督别人种地收租也非常麻烦，尤其在明朝更是这样。以前的朝代，田主和佃农之间还有法律地位上的不平等，有尊卑主仆的区别，打起官司，官府大多也帮田主惩治佃农，可是在明朝不是这样。
《大明律》规定田主和佃农之间没有尊卑主仆关系，更明确规定田主不能无偿役使佃农，否则要受到处罚。就是把田主和佃农视作法律地位平等的双方，只存在经济上的交易关系。
崇祯又看向李之藻求证，李之藻证实了汪汝淳的话，《大明律》里明确规定衙门官吏出使人员役使平民抬轿杖六十，下级部门配合照办的减一等处罚。民间富户役使佃农抬轿的也是同样的处罚杖六十，外加赔偿每天六十文工钱。
以李之藻在乡间的见闻，田主家里有事，要请佃农工作就要给工钱，说崇祯可以询问徐光启，他的《农政全书》里就有例子，南直隶常熟县调集民夫修河，如果田主自己不愿去修，让佃农代劳，就必须付给佃农工食费用，而不能无偿役使。不只是现在这样，洪武年间就规定田主不能平白役使佃农，《太祖实录》记载官府征集劳役一个月，如果田主要佃农代劳，就是支付一石米的报酬。
如果田主为了催租殴打捆绑佃农就要受到法律惩戒，如果打死人命，不但本人处斩，家产田地也要没收。英宗年间就有过这样判例，江阴县周奎有土地五万多亩，为了向佃农收租闹出了人命，被逮捕判了死刑，并把他兼并的田产分给了周围的无田小民。
崇祯没有说话，沈飞看他神情有些惊异，似乎李之藻说的和他原来了解的情形不同，还需要消化。过了十几秒钟，又问起那以前的朝代怎么样？李之藻说在宋代，皇佑逃移法规定“凡为客户者，许役其身”，客户就是佃农，明确规定田主可以役使佃农。要是田主和佃农起了冲突双方各自触犯法律，佃农加一等治罪，田主杖行以下免罪，流放以上减一等治罪。田主如果打死佃农，不判死刑，也不刺配，只是发配到附近的州流放。
汪汝淳点头赞同插了一句，据他所知，宋代法律甚至规定佃农不能控告田主犯罪，否则佃农本身就有罪。李之藻又点头附和说南宋有这样的案例，田主周竹坡酿私酒，被佃农告发，结果判决周竹坡杖八十，还可以出钱免刑，告发周竹坡的佃农被打了一百杖。到元代，田主打死佃农连流放都不用，只是杖责加赔偿五十两烧埋银。
崇祯想了一会儿，又问起看到过的明代法律规定的雇佣工人身份的规定，雇佣工人和雇主的法律地位也是不平等的，只是程度比前面说到的宋代法律佃户和田主稍轻，雇佣工人如果对雇主犯罪加重处罚，雇主打伤雇佣工人减轻处罚，即便雇主不小心打死了雇佣工人，也不是判死刑，只是杖三百流放三年，只有是故意杀害雇佣工人才会被判绞刑。崇祯提出了这个疑问，问莫非雇佣工人的法律地位还不如佃农吗？
李之藻似乎对崇祯不清楚佃户和雇佣工人的区别有些奇怪，解释说佃户和雇佣工人是两回事。佃户和田主签订的租地契约，佃户付田租，就像房客租赁房屋，给房租一样，房客和房东没有雇佣关系。雇佣工人和雇主签约的是时间比较长比如十年可供役使，性质完全不同。汪汝淳补充，如果是短期雇佣的短工，和平民一样。至于佃户，除非他本来就是田主家的仆役，又租种田主家的土地，否则就是平民，最多见到田主时，遵循年少者见到年长者的礼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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