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武十三年。
朱元璋也在反复咀嚼着这句话，有些遗憾：“为何此等人才不在咱这个时代呢？”
起初，他不识字的时候，还是很尊重文人的，觉得他们有大智慧。可等到他不断学习，知道的越来越多以后，在他心里，文人这种生物就变成了工具，还是有着小心思、一直想噬主的工具。
所以，对于这些人大量聚集的地方，浙东学派、江南士子等，他时常来一场清洗。可现在看来，力度还是不够，要不然大明后来怎么也会出现这种情况呢？
朱标一向是仁厚温和的，在这句话出现后也忍不住略有些刻薄地道：“平日里自诩诗书传世、清流之家，不愿与‘卑贱粗鄙者’共事，自认于国有大功、于君有大忠，却提不出一点有价值的谏言，反倒是买田置地不亦乐乎。到了亡国危难之际，就以死报国……有何价值？不过是逃避责任、自我吹捧罢了。”
朱元璋十分赞同：“标儿说的没错，这种人，简直是一文不值，还会拖累那些真正有才之人为朝廷效力。”
殿内，武将们挤眉弄眼，心中暗喜，万岁和太子都不是很喜欢那些酸腐文人，那这不就是他们的机会吗？就算太子英年早逝，眼瞅着继位机会最大的燕王也是他们这边的，他们的好日子还有很多哇！
文官们就有些心绪难明了。虽然，经过朱元璋的清洗，现在还在重臣之位的文官们没有神迹中说的这一类，但他们的知交故友、亲戚子孙未必没有这一类啊！而以万岁的性格，真的觉得要清洗，可不一定会看在他们数年君臣的份上有所留情。
朱棣仿佛想到了什么，大声道：“爹，大哥，我觉得那个方孝孺也是这样！他不过是想要搏一个好名声而已，说不定他之前跟大侄子搞的政策也是想要给士大夫更多的权利呢！”
朱元璋对他翻了个白眼。
汉朝，元朔元年。
刘彻看着神迹中的语录，只余嘲讽：“朕的朝廷可容不下这等人才，若想要报效君王，何须临危？朕现在就可以让他们一死，全了他们的赤胆忠心。”
汉朝这几代皇帝，可谓是把有用者上、无用者下的观念贯彻到了极致，虽然由此“刘氏刻薄、刘氏寡恩”之名广泛流传，可也确实造就了朝中尽皆于皇帝有用的局面。
宋朝。
宋初的赵匡胤几人有些微妙的感触，不会这又有大宋的事情吧？
宋朝中期，正是朝中公卿高谈阔论盛行之时。对于这句话，有些人嗤之以鼻，有些人若有所思，还有些人宛若被踩到了尾巴，想要跳起来怒骂，又惧于神迹而不甘地闭上嘴。
【彩蛋二：圣人与天地民物同体，儒、佛、老、庄皆我之用，是之谓大道。（明·王阳明）】
汉朝，元朔元年。
汉武帝看着这句话，只觉得找到了知心人：“各道皆为朕所用，黄老是大道，儒家又如何不可是大道？朕所使用的，就是大道！”当然，朕搞儒皮法骨，霸王道杂之，也是大道。
汉儒们对此自是赞叹连连，但也有人心生不安：如今皇帝可以轻易更换治国之道，岂知他日不会换掉儒学？左右都是皇帝的大道……
秦朝。
此时诸子百家尚有活动，也在期望始皇帝能够抛弃法家，转而使用自家学说。
朝堂中，虽是以李斯为首的法家独大，但也不乏其他百家之人。而对于神迹中这个王阳明的话，他们自是不愿意接受。
开玩笑，我法家/儒家/……就是纯粹的！决不能和其他百家混淆的！皇帝要使用，就应当使用一种，怎么可以和其他混着来，还谓之大道？
不过，也有些百家之人动起了心思：我不强求皇帝全盘接受，但如果能先接受一部分我的学说，那也算有进步啊！学派的地位得以提升，日后说不定还能借机成功上位呢！
当然，他们能这么想，对嬴政来说无疑是极好的一件事。
宋朝中期。
此时破防的就不只是第一句语录中被踩中痛脚的那一部分了，除了他们之外，还有不少自命清高的儒生也议论纷纷，对这个“王阳明”讥讽痛骂。
一方面，他们和百家一样无法接受那句“皆我之用，是之谓大道”。
怎么可以呢？佛、老、庄等理论如何能与儒学相提并论？他们不过是宗教、或者只能充当一些填补罢了，又怎么可以和治国理政、道德法度的儒学并称为“大道”？
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而这读书，自然是儒家学说、圣人之言——圣人当然是儒家圣人，其他理论又如何能称得上是“道”？这是异端！异端！绝无可能接受的异端！
另一方面，他们还受不了“圣人与天地民物同体”这一句。
圣人，自然是圣人，与天地同体自是理所应当，但怎么可能与那些“民”“物”同体？那岂不是人人物物皆可为圣人？简直是笑话！荒诞无比，可笑至极！他们苦学多载，才可称一句“文人”或者“士大夫”，自觉已经不同凡俗，怎么可能与这些庸庸草民共同论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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