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行人走主干道，直入内城。楚国最重要的中枢机构八府五寺一省一台、内库武库等皆为高达数丈的内城城墙囊护在内。袁术时期兴建的寿春宫，即现在的楚国王宫，位于内城最靠内位置，围绕王宫也重新建造了宫城城墙。
张绣解除工商之禁以来，寿春城内是一日比一日热闹。提倡工商发展的其中最重要的两项举措是废除了坊市制度，允许多时段自由经商。这样就解除了政府对商业的空间和时间限制。自此以后手工业者商贾可以不必拘泥于定时进出官府专设的“市”来进行交易贸货，在自家门口或者任意地点都可以进行贸易互市。
但这并不意味楚国的工商业就进入了一个崭新的发展阶段。因为社会经济的历史发展局限，现在整体而言工商业的发展规模和条件还远远未达到后世唐宋明清那种繁荣的地步。
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在三国魏晋时期，绝大多数人每天想的只有两件事，一吃饭二保命。要吃饱饭就得种田或者去当兵吃粮，要保全性命就得尽量减少外出，如此一来很难促进商业贸易的发展。而到了唐宋明清，一些技术改革的进步使得社会生产力得到了一定程度提高，种田种出的粮食总算够吃了，人们温饱问题基本解决了，这时候人们才有空闲去提升生活水平才有余财去消费。
所以张绣在鼓励工商提倡商业自由发展的同时，也在极力促进楚国的基本农业生产。实际上针对农业经济的恢复提出的举措比鼓励工商的举措多得多！
所以说要想看到工商繁荣的场景短时间是不可能的，甚至在张绣执政的有生之年，是不可能看到后世草市、夜市、勾栏瓦肆兴盛的情景了。
所以一路呈现在邓義蒋干袁耀袁澜面前的喧嚣，只是流通人数的增多而不是商业的繁荣。
虽然有偶尔几个在家门口搭棚子摆出摊位的民户，但其提供的商品种类却是极为单一贫乏的。其中以茶水当菜摊居多。茶水当之所以多，乃是因为大兴土木而民夫众多的缘故，菜摊则都是主妇们趁着空闲出城采挖的野菜，卖出微薄的价钱补贴价钱，或者直接跟街坊领居互换一些常用针线。
而到了内城周围，则就很少见到普通的百姓了。紧挨内城城墙外的民宅府院，大都是一些家境殷实的民户小商贾的家院。而内城之内，则基本住的都是楚国的官宦们和少数的世家士族，另外也住了一些大商贾。这些富贾们大都是购置了之前张绣清洗淮南世家豪族的宅院而住进来的。楚国对士农工商的平等对待，使得这部分人也有了接近王畿重地的待遇。
所以某种程度而言，这内城之内住的都是楚国的最主要的权贵阶层，换一句话说同时也是张绣的最坚定的支持者。这是一种殊荣，同样也是一种带有风险的赌博。日后若是寿春被敌军攻破，这内城的大大小小数千家户的下场自然不言而喻。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随着楚国统治区域的不断扩大，张绣原本的屠杀打压世家豪族的政策将不再适用，也愈来愈受到各阶层更多士民的抵制评判。就比如张怿献出了长沙郡，使得荆南四郡兵不血刃便归入楚国疆域，但是张绣却并未对荆南四郡施之一贯以来清洗世家大族解除豪强武装的统治方式，而是和平接管了荆南四郡。
其不能在大开杀戒进行部分粗暴统治的最深层次的原因在于，世家门阀的发展是契合了这个时代的发展趋势，虽然其必然会在某一个阶段自我消亡，但并不会在当前被人为抹除于历史。张绣能做的，只能是尽可能缩短世家门阀的生存时间。
所以张绣想出了另一种解决世家豪族对于地方控制影响的办法。那就是一定程度减轻对世家大族的打压抑制政策，并保护其一定程度的既得利益，以此为代价而强行征召地方世家豪族集中于国都寿春，接受国家集中监视控制。
所以这寿春内城，一定程度上也可以看作是张绣专门为楚国的所有世家豪族们修建的。我不再用暴力方式强行打压你们，也给你们与我共享一城的殊荣，但你们都得乖乖把族人迁移到寿春，只准留下一小部分专门人员照看家族位于老家的产业。
内城守卫由中尉府全权负责，出入皆需要检查。但因为袁耀的中尉府奉车都尉身份，这些自然都是免了的。
邓義则是注意到了内城的守备军卒的不同，最显眼的是这些士卒的盔甲。不同于以往所见普通楚军土色调衣甲，这些值守城墙和城门的士卒皆是着亮眼的靛蓝色帛衣，外套的筒袖铠上的鳞甲虽然为黑色，但上面的布料缝线却也是被涂染成了靛蓝色，还有头戴的护颊盔翎羽亦是蓝色，一排排远视尽显威势。
见邓義目不转睛的打量着自家内城甲士，蒋干清咳一声，说道：“邓大人莫见怪，我王提倡百家共鸣之道，是故我大楚亦信奉邹子的五德终始之说。我王生于凉州，西主金德，金生水，水德主北，故我王早年得北地枪王之名，今虽立国南楚，但不可忘本，是故我楚国尚水德。是故我楚国之兵，皆应为黑甲蓝衣。君之所见，皆是我楚国虎贲之士，只是比一般士卒早先换上新装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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