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倒是没有了榷场，我们的战马失去了稳定的购买来源，这倒是让我们的骑兵与对方的差距越来越差了。”孙路苦笑一声。
“所以说，榷场一旦开放，这党项人必然开始大量地需要我们的绸帛茶叶瓷器等商品，其实我们还可以把眼光更放开一点，凡是大宋境内产量充足、利润丰厚的商品，都尽可以运到这里的榷场里进行发卖。党项人一旦看到会有这么多丰富的商品而都想要买的话，手头没钱怎么办？”秦刚说到这里稍稍停顿了一下，看了看两位经略。
“更多地卖马！”孙路眼睛一亮，“西夏人没有什么太多的物产，蜜蜡、毛褐、羚角、柴胡、红花等等这些东西需求不是太多，也卖不上太好的价钱，所以他们最后还是只能大量地向我们卖马，才是最好的赚钱之法。”
“这只是榷场贸易的好处之一。更重要的价值在于，因为榷场内的商品提供方面，我们占据了主动，所以是可以通过刻意的影响与诱导，促使西夏人发生我们所希望的变化！”
“我们所希望的变化？此话怎讲？”章楶对这句话有了兴趣。
“一个茹毛饮血、杀人如麻的邻居永远会是我们的心腹大患，因为他们不明白文明是什么？礼仪是何物。但是，如果我们教会了他们这些东西之后，并亲手通过物美价廉的商品让他们感到了文明与礼仪带来诸多好处之后，我们便就有了可以谈判的基础了。西夏的贵族阶层，实际上现在已经开始对于我们的中原文化十分地向往，但是，什么才是真正的文化精髓？什么又会是文化中的垃圾，他们其实根本不懂得分辨。所以我们就可以通过榷场里的商人，进行我们所希望散发的各种影响与引导，比如说，可以将京城里各种奢侈无用的东西，不断地引入并销往西夏。像是古玩玉器、蟋蟀斗虫、白酒香水、珠宝首饰，并且一定要把它们包装成最高端、最文化、最风雅的事物，而且还必须要以高价格卖给西夏人。”秦刚说的这些，其实正是隐藏在商贸经济手段里的文化入侵战术，是千年之后的发达大国对于贫弱小国百试不爽的高招。
而他的这一观点，说得两位大宋经略使如闻天书，细嚼之下，又觉得十分有道理。
“这西夏国小民弱，基础甚差，假如能够按徐之的想法，令这西夏贵族沉湎于此等奢侈物品的追求与享用，我们所赢得的，就不仅仅只是这些财货贩卖的获利，而且还是未来的某种发展契机。”章楶深有感触地说道。
“再有一点，其实在先前的椎场交易中，效果早已显现，只是少有人关注。我们双方虽然都是榷场上看似平等地交换、交易各自的商品。但在这背后，我们大宋提供的，必然是经过多次加工的精致商品，比如丝绸相对于桑叶、瓷器相对于粘土，也就是说，西夏人买的任何一件商品，它们的身上其实附着了极多的宋人劳动的价值，也就是可以养活了更多的宋人。反过来，西夏人提供的，都只是最原始的初级产品，比如直接的马牛羊，简单的皮毛干货，它们都只会养活极少的牧民与猎户。这就表明，同样的物产交易，我大宋却能够从中实现更多的获利。”
“此事可有见证？”孙路问道。
“有。前相苏子由曾出使北辽，多有诗文笔记而叙之。辽人与我互市，既依而赖之却又多怨之，两国的贸易额每年约有一百五十万贯，而货物交易记录之下，我大宋的商品处于绝对的优势，每年与辽朝的商品值之间的差值完全超过了四十万贯，这个数字意味着什么？”秦刚说到这里稍稍再停顿了一下。
“我大宋每年给北辽的岁币即是四十万贯！”孙路久居边境，对此事自然是了如指掌。
“正是！也就是说，我大宋通过双边贸易，便把每年送给北辽的四十万贯岁币又尽数都赚了回来，而且这其中的差值还在每年不断地扩大，北辽虽然发现了这个问题，但是此时的边贸对于他们已经如‘饮鸠止渴’一般，无法罢手，只能不断倒贴钱财，最后导致其自己的北辽钱币越来越少，最后他们索性也就完全放弃了自己铸币，开始全部使用我大宋钱币。”
“苏子由使辽之后的确有奏章，言称‘窃见北界别无钱币，公私交易并使本朝铜钱’，不过，他对此事判断并非好事，指出我朝每年铸钱百万计，却仍患钱少，就是因为南钱北流所致，因此要求朝廷进一步加强铜钱外流的管制。”章楶对此事自然早有所闻。
“我大宋铸钱，北辽使用，此事总是有所不妥吧！”孙路沉吟道。
关于宋钱外流到底是好事与坏事，历史上也有过争论，其实背后的原因很简单。赞成者是站在现代“货币战争”的理论基础上去评价，而反对者却是以当时的历史发展事实来衡量。也就是说，理论上对宋朝有利，实际操作中伤害的宋朝的利益。原因就在于，大宋一朝，几乎没有人懂得根本性的货币理论，相当于宋朝廷白白做了一个冤大头，在卖力地给宋辽夏三国做铸钱工，却并未想透“铸币权”可以产生哪些收益？又可以从中赚取到什么样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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