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有一个区别是：秦刚此时是正得圣眷在心的宠臣，而王古却是被贬放岭南多年的贬臣。
当然，更重要的是，王古的善意却是发自内心的，这是因为他早就听说秦刚因秦观被贬而辞官之事，在与苏轼的书信来往中也是知道秦刚对苏门中人多有照顾的情况。正是因为他自己也是人在新党阵营，更能体会到秦刚这种不以党派观点改变为人做事原则的不易，所以才会真心实意地前来相迎。
有了王古的配合，秦刚在广州接手市舶司的事务，变得极其地顺手。不过，也是感谢于王知州的全力支持，秦刚便向他承诺，广州市舶司的相关权利被收回之后，每年会从海贸收益中另外拨款十万贯，用于支持广州的办学事业，这让一直专注于教化广州百姓、提升地方教育水平的王古喜出望外：
要知道，之前即使有着日进斗金的广州市舶司，但海税收上来，绝大多数仍然是要上缴朝廷的，他不像有的地方官员会为个人利益玩贪污，同样也不会明着为了地方利益搞截留，真正能留在广州的也到不了十万贯，更不要说现在的这笔钱，可以尽数投入在教育之上。
秦刚在广州多停留了两日，终于接到了港口悄悄传来的消息：人到了。
于是，巡阅使宣布，再度上船出海，继续南下！
秦刚此行的目的地，便就是苏轼所在的海南岛昌化军，也就是从前的儋州，因为人口稀少、经济落后，于熙宁六年从州降格为军。
苏轼被从广南东路的惠州再贬至昌化军时，诏令是“责授琼州别驾，移送昌化军安置”，他的官职已经被降到了只有正九品的州别驾，挂的是琼州散官名，人却要被赶到昌化军看管。
宋朝设置了十等散官，而这个散官与散官阶不同，是专门用来安置犯官的，这十等便是：节度副使、节度行军司马、防御副使、团练副使，这四等为从八品；然后是州别驾、长史、司马，这三等为正九品；再然后是州司士、文学、助教，这三等为从九品。而担任散官的罪官只给半俸。苏轼此时的州别驾就是正九品的散官，还被移送到另外的地方看管。
苏轼刚到这里时，正遇上对他十分敬重的昌化军军使张中，张中派人专门维修了本地稍微像样的官驿，让苏轼父子居住，结果被新党获悉后，严厉惩罚了张中，将其贬为雷州监司。同时也派人把苏轼父子赶出了官驿。
秦刚此时派来的人吸取了这个教训，他们以商人的名义给昌化军衙门私下行贿，说想买块地修仓库货物所用，顺便也同时帮着修好了昌化港的码头。
当然，很快他们选定的仓库地址就紧挨着苏轼父子自己修筑的简陋茅草屋而邻。
苏轼父子起先还以为这群修筑仓库的人是朝廷派来的人再度为难他们的，却没想到，仓库一头却是直接连通了他们的茅草屋，然后来人就让他们你悄悄地住进了结实牢靠、风雨不透的仓库内部修缮一新的房间。而外面的草屋只是保留着掩人耳目而已。
商人的船只每月固定来两次中转不知名的货物——实际都是给苏轼一家的生活物资，同时也会给军衙官吏带去一份岛上紧缺的粮肉果蔬，目的就是要求他们对苏轼这里不管不问。
秦刚在到达昌化港前，已经派了先遣船，有士兵拿了他的名片上岸，勒令昌化军官吏待在军衙那里等待他上门视察，不得擅自外出、包括前来迎接他。同时，士兵也封锁了从港口码头到苏轼所住的茅草屋周围一带。
苏轼一家自从到了昌化之后，先有过张中的关照，紧接着便得到了这些他已知道是秦刚所安排的商人暗地资助。
在看到苏轼闲不住，在茅草屋后院为当地的学生开学讲课后，商人还以修建寺庙为由，把学堂安排进了新修的寺庙里，并送来了学生学习所需要的书籍、学具等用品。
一晃几年过去，昌化这种候鸟来了都要回头的地方，几乎就这样遗忘在世人的记忆中了。
突然这一天，门外居然一下子被几十名全副武装的士兵所包围。
要知道，根据朝廷统计到的数字，昌化军只有几百户、三千不到的人口。即使这里有些当地官吏故意瞒报的水分，但是实际数字也不会超过两倍，差不多五千多人的一个弹丸之地。
陪同苏轼住在昌化军的是他的小儿子苏过，此时发现这么多的朝廷兵士，很是慌张，他急急地问父亲：“怎么来了这么多兵士？大人都已经被贬到这个地方了？朝廷还想把我们往哪里再贬啊？”
苏轼此时已经六十三岁，原本以为到了昌化之后，将会在这里风餐露宿、吃尽苦头，甚至他都做好了在这里了却残生的准备，却意外地因为有了秦刚的暗地资助，日子过得不比惠州时差多少。所以此时他却笑着说道：“就是啊，即使朝廷还想贬我，又能将我再贬到哪里去呢？所以，淡定视之。 ”
而随着身着常服的秦刚带着一行护卫出现在寺庙门口时，苏过惊喜地跳了起来：“是徐之！大人，是徐之，就是少游叔的弟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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