岑穰坚定地选择站队秦刚，原因非常明显：
其一，于情，他是秦刚同年，秦刚之事便就相当于他之事，况且大家都有苏门渊源；
其二，于理，此事因他而发觉，最早的人也是他抓到的，现在更得索性一站到底；
其三，于势，权衡各方利益，他也坚信秦刚实力强过于胡宗哲，也是值得他选择的强者；
而且，这些年在官场虽然不顺，但他好歹也是正儿八经的榜眼进士出身，在义乌是知县而不是县令，所以就算是硬扛胡宗哲的话，他也有着自己的底气。
这边虎哥带了人与岑知县的衙役去杭州捉人，而去龙游寻那宗泽之事，秦刚觉得如果自己亲自前往有点过于隆重，考虑再三，则召来了胡衍，让他代表自己，带了沈大等人的口供与义乌这里的情况，去龙游县拜会宗泽。而他则利用这段时间，与赵驷好好地把征兵的事情办好。
胡衍早就听谈建讲过之前胡宗哲阴谋对付四海银行、之后又举报秦观并逼迫监视其再贬郴州等事，也是知晓秦刚之前一时找不到好的机会去对付此人才放了这么久。
眼下的沈大案子发生，自然是一个对付他的极好由头。
出发之前，秦刚也向他再三强调：虽然胡衍目前已经是东南海事院的权发遣同提举市舶司，其正八品的寄禄官也高于宗泽此时的从八品，但是此行一定要极其尊敬并重视对方，不可有任何的言语怠慢。
胡衍则把此事理解为秦刚要全力对付胡宗哲的万全准备，当然是满口应诺下来。
带着岑知县的书信，胡衍非常顺利地就见到了宗泽。
让他屏退他人之后，便将沈大一伙人阴谋加害其母、意图迫其丁忧回家的毒计告之，并递上了沈大等人的供词证据。
宗泽是个孝子，一听这事，惊愕不已，再接到沈大等人的供词细细看后，立即起身向胡衍表示感谢：
“胡贤弟来此报信，宗泽对此事感激不敬，家母能躲过此劫，全赖秦龙制的出手相助，他日若有机会，一定当面致谢。”
“汝霖兄不必客气。”得了宗泽的感谢，也是意料之中的事，胡衍继续很随意地说道，“胡某此次来此之前，听我大哥提过，说汝霖兄之前在大名府为官，便就名声在外，深得百姓爱戴。此次来龙游县以来，兴事肃纪，政绩斐然，当为我两浙路之官吏楷模。我大哥也是在义乌办事，偶然遇上，当然得要出力，为汝霖兄解决后顾之忧。”
胡衍却不知道，他这随意的一番发挥，却令宗泽听得心头疑云大起。
当然，原因还是出在了秦刚那里，他以后世之人对于宗泽的评价与印象，很自然地得出了宗泽无论是在大名府的馆陶县、还是在衢州的龙游县，都一定是名声高扬、政绩卓越的结果。
可事实并非如此：即使是宗泽自认为做事勤恳、无愧于心，但是在当时的官场环境之下，他的诸多努力，总是会不时地触及到一些同僚、甚至是上司的隐藏利益之处，所以他到目前为止的所有外在名声，不过也就得了一个更有贬义的“宗铁头”而已。
更不要说，他已经是第二任了，却依旧还是非京官的县令，又是在龙游这样的下县，哪里会有所谓的“政绩斐然”之评价？
宗泽虽然个性上不通人情世故，但是对于胡衍这样信口就来的“吹捧式赞赏”，却是天然地生起了一番警戒之心。
胡衍却心里不知，他一心想为秦刚着意拉拢这位颇为看重的县令，感觉前面的开场进行得不错，便顺着沈大这件事，聊起了目前已经确定的涉案者胡涛，再聊起了在胡涛背后的两浙路转运使兼知杭州的胡宗哲，更是透露出了他所领会到的“秦刚想借由此案，将胡宗哲的相关罪行挖出来，并且要绳之以法”的想法。
其实他没有关注到一个细节，也就是他时不时地将“我大哥”这样的用语挂在嘴边时，总是会引起宗泽的眉头一皱，再加上他自己并无功名在身，却又做着高过于宗泽的官职，简直就是一个裙带关系下的典型！
“汝霖兄，沈大此案，绝非一起普通的贩运私盐案。深挖一下，极可能就是一起廓清两浙路官场政治的大案啊！秦龙制对于汝霖兄的期盼甚重啊！”
哪知宗泽听完此话后，脸色突然一变，冷冷地说道：“下官受教了。胡提举此行前来，一路定是辛苦了，下官还是着人安排好驿馆住处，请胡提举先行好好休息吧！”
宗泽对胡衍的称呼，一下子从贤弟变成了“提举”，甚至还口称“下官”，这样的态度大变很令胡衍有点摸不着头脑，一时竟也无法作出更多的回就，只得看着对方傲然离开。
原来，宗泽于官场之上不受人讨喜的一个关键之处就在于：他极其反对朋党之风，既明确厌恶那些结党营私之人，更是旗帜鲜明地拒绝任何带有朋党性质的政治派别的拉拢。
而他当年在参加殿试的答卷中，不顾考试对于字数限制的规定，洋洋洒洒写了万余言，力陈时弊，还批评朝廷轻信吴处厚的诬陷而放逐蔡确，认为“朋党之祸自此始”。这不仅是宗泽第一次在政治上亮相，更是充分反映出他革除弊政的强烈要求，以及与反对朋党政治风气的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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