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以苏轼真正的观点却是：“今后差使官，不拘经义、诗赋，专务选择有才学之人”。而他所谓的坚持“诗赋取士”的观点，只是认为，相对在三者之中，诗赋创作，不容易作弊，更加能够在一两场考试中，可以相对客观公正地选拔出相对优秀的人才。
听到这里，秦刚以其自己从现代穿越过来的经验才在心底发出真正的感慨，这一思想居然能够一直延续到了一千年后的中国：尽管有无数的人去指责、批评现代中国高考制度中的种种缺陷与不足，但是依旧无法改变这一事实：高考是现行社会环境下唯一相对最为公平的全民人才选拔的机制。
“诗赋不是同样可以提前预作好么？”一旁的秦湛提出他的疑问。
“非也！”秦观摇头道，“诗赋命题范围极广，不像经义策论出题时会受限。而且，诗赋的考核标准又多，主考官出题，副主考限韵。考生根本就不太可能提前作好。对于人为的泄题风险还能更好地防范。这便是老师的苦心坚持所在。”
“那诗赋做得好，就意味着做官就能做得好吗？”秦湛不服气地质问。
“经义、策论亦然！”秦观淡淡地说道，“三者皆未必，那就选择最难的一项来选拔！更何况，诗赋多有比兴手法，文以载道、字以传情，诗词其中，深谙处世为官之许多关键。”
事实也是的确如此，苏轼虽然政治上疏于算计、远离党争，但他在为官从政方面，依旧是展现出了极其优秀的工作能力。不论是在知徐州时的修堤防洪、还是知杭州时疏浚西湖，甚至其后被贬数地，却都能做到为政一地、造福一方，许多繁杂琐事，在他手中，却往往都能信手而解，声誉鹊起。他正以自己的亲身实践，证明着“诗词作得好的人，必也能将官做好”的标准。
“如此说来，师公的本意是朝廷取士当以‘词赋经义策论’三者并重，只是世人多有误解。”秦刚的这句话中提到了“师公”的称谓，这是宋朝所没有的，但是秦观听了后，也能理解其义，也就不去过多理会了。“学生当谨记其中深意，无论朝廷考试着重于哪一点，都将尽力发挥能力，以取佳绩。”
秦观听了很为欣慰地点点头道：“徐之你的文字功底虽然尚欠火候，但你的领悟力极佳，甚至远强于为师，这是你的优点，值得好好地发挥。”
正是因为秦观对其作了诗赋的贴身指导，秦刚才能深刻地感悟到，在老师秦少游的大量诗词作品中，除了早期的一些个人经历以及参加各类歌舞酒会的酬唱之作外，他在众多作品中倾注了千万柔情、以至不渝之爱的那个“她”，其实更多的所指，便是他内心对于屡争屡挫的人生理想与事业追求的寄托。
别的尚且不说，就以其流传千古的爱情绝唱之《鹊桥仙》来看，这首词作，不仅一扫秦观本人在其它歌颂爱情、思念的词作之中所充斥的“忧、恨、愁、苦、悲、怨”的低暗情绪，却以无比热情的心态与和豁达的情怀，表达了对于牛郎织女这份“一相逢、更胜却人间无数”的伟大爱情的赞颂。
而面对“忍顾鹊桥归路”的现实无奈时，他更是超凡脱俗地喊出了令无数后人俯首折腰的情感哲学名句：“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
这哪里是在写一份简单的人间爱情？
这又岂是在表达对于哪对凡尘男女之间的简单情愫？
这分明就是秦观历经青年人生的追求不得、理想不灭、人生不悔、矢志不渝之后的强大心声表露。
咏物托喻、以情明志，这本身就是诗词创作的基本手法。
数百年之后的中国新文化运动，无论是刘半农的《叫我如何不想她》，还是戴望舒的《雨巷》，会有谁去执着于狭隘地寻觅在诗句中出现的她与忧怨姑娘到底会是谁家的女子呢？
秦刚庆幸自己能够有这一次的穿越机会，并能够站在此时的秦观身旁，如此近距离地感受着这位天才学士的魅力照射。真正理解为何苏轼在如云的门下弟子中却独赞秦观“雄辞杂令古，中有屈、宋才”的道理。
当然，此时的秦观，还在仔细猜测着今科朝廷省试的种种可能，还在为了让自己的弟子能够一举中榜而费心思量。
之后，他又执笔落纸，一边写下了若干的题目，一边在说：“为师惭愧，应试多次方得取中，却也从中积下了不少心得。虽从朝廷而言，以试取才须凭真材实干，但是落在我们自己的身上，能否中榜才是头等要事。若有捷径，当不须放过。这些题目，都是为师揣摩今日之政堂关注之重点，你这几日就把它们写出来，再交予我帮你改改。”
秦观现在所做的事，也是千年之后，判断名师的重要标准之一：为学生押题。
秦刚抬眼看去，只看得几行题目，便已在心里翻起了惊讶，因为这里约有大半，都是从熙丰变法与元佑更化之间的新旧法对比中而拟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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