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1年，也就是在妈妈19岁那年，她才刚参加工作半年多，姥爷就因肺结核去世了。
此后，妈妈和姥姥娘俩相依为命，在那间房里又住了八年。直到1969年，老爸倒插门做了上门女婿，这个家才又有了生机。
四姥爷家的大姑娘比妈妈小一岁，大儿子比妈妈小三岁，在1969年、1970年他们姐弟俩相继成家。
在初中当老师的大姨嫁给了同样做教师的大姨夫，他们俩在道外区安的家，多年后大姨夫做了哈八中的校长。
大舅在部队转业后分到邮电局工作。自从他参军离开家后就很自立，大舅结婚时把家安在了南岗区。
又过了八九年，四姥爷家的三儿子要结婚，于是他们家在院子外侧临街的一块地上盖了一处四十多平米的土坯房。
原来他们全家住的那间砖房腾出来，让给三舅结婚。其余的一家人搬到那个新盖的土坯房里。
又过了两年，从兰州那边军工厂调回到平房区东轻厂的二舅也要结婚，于是他们家在原来土坯房的基础上又往外接了一间房。
二舅在原来的土坯房里结的婚，再过三年，老舅也要结婚，便又在土坯房左侧加盖了一间房。
在老舅结婚前那几年，我那几个姨，三姨、二姨、老姨也相继嫁人。
这样这个院子里就变成了五家，除了我家外，还有二舅家、三舅家、老舅家和四姥爷家。
虽然原来空荡荡的大院子里增加了几处新房，但院子中央还有一个四十多平米的小花园。
之前这块地儿是四姥爷家用来养猪的猪圈，二舅从兰州回来后把这里改造成了一个小花园。
他先是种了几十盆君子兰，之后又把这里打造成了葡萄园，一到秋天时，每棵葡萄树上都会结上一串串沉甸甸的红中带紫的大葡萄，采摘下来足足能有一两百斤。
二舅是东轻厂车间里的钳工，手特别巧，他结婚时的三开大立柜、五斗厨都是自己亲自做的。
此外二舅还非常博学，他从兰州回来时带回了一个大书箱子，里面有两三百本他订购的各类期刊:《大众电影》、《新体育》、《故事会》、《读者文摘》、《知音》、《科学与生活》。
回哈市后，他也一直坚持订阅这些期刊。二舅特别爱惜它们，每次看完都会装入那个大书箱子中，从不外借，我和哥哥如果想看也只能在他家里看。
二舅不仅性格好，长得也高大英俊，是四个舅舅里面最帅气的一个。
二舅从兰州回来时已经是个28岁的大龄未婚青年了，但他找对象时眼光仍非常高，从不将就自己。
他找对象的首要条件必须得人漂亮，只要人漂亮，工作、家境都可以不考虑。
结果左看右选，挑了一年多，他还真找到了个身材苗条容貌秀丽的姑娘。
她在正阳河木材加工厂上班，年龄也只比二舅小三岁。她人虽长得漂亮，但一只耳朵却是先天性耳聋。
二舅并不在乎这个，他们认识了不到半年便结婚了，只是让二舅没想到的是这种耳病遗传给了他们的女儿丹丹。
相比二舅，三舅个子稍矮属于中等身材，瞅上去很精明帅气，他在离家不远的电炉厂供应科上班。
三舅在初中时就早早处上了对象，我们小的时候，常见有一个姑娘过来找三舅玩。
她是三舅的初中同学，个子不高、人长得也黑，我只知道她姓李，妈妈和那个几姨都管她叫“小李子”。
小李子家住在仪表机床厂丰新大楼后面的小胡同里，家里也是五六个孩子。她性格很要强，人也很精明能干，在王岗镇一家农垦公司的配件商店付货、记账。
因单位离家较远，她每天都要坐单位的通勤车上班。
那时的通勤车都是敞篷的解放牌大卡车，人站在后面的车厢里，这种装人的大卡车的车厢里通常会焊上穹形的架子，上面罩上绿色的帆布，便能遮风挡雨了。
她和三舅属于女追男那种，不过两人既是同学又共同经历了下乡返城，感情一直非常好。
三舅和三舅母是第一对在大院里结婚成家的，大概是在1979年，那时二舅还未从兰州回来。
婚礼、婚宴都是在大院里办的。结婚前一天，四姥爷家杀了一头猪，并在院子里支起了一口大锅，又用“脚手杆”搭上架子，在上面罩上块大帆布，这样不管是否雨天都能正常开席。
花钱请了一个大师傅，又在对面饭店借来了十多套桌椅、餐具。结婚那天一大早，前后院就有七八个邻居过来帮忙打下手。
婚庆典礼时，院子里三层外三层挤满了人，婚礼司仪风趣幽默，时不时逗得大家开怀大笑。
典礼高潮是“结婚证”交由谁保管的环节，谁抢到“结婚证”，谁以后就当家说了算。
起初三舅在司仪还未喊开始时便一把抢过了结婚证，这次自然不能算数。
重新开始后，司仪把结婚证举得高高的，三舅先是翘脚，后又蹦起来抢，都被司仪给巧妙地躲闪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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