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他的母
亲，这个苦命的女人，当初她生养赫尔岑的时候便赶上了1812年的卫国战争。在父亲去彼得堡送信期间，这个十七岁的小姑娘被安排寄居在了雅罗斯拉夫尔乡下的小村子里。
母子俩就住在熏黑的小农舍里，周围尽是这些胡子拉碴的“半野蛮”人，他们穿着光板儿老皮袄，讲着她一句不懂的语言，而这一切又是在1812年可怕的冬季11月间。唯一留在她身边的听差在这期间也不幸病死了，所以她只得日夜啼哭。
但是好在这些“野蛮人”衷心地怜悯母子俩，怀着最纯朴的感情亲切地对待她，村长还几次派儿子进城，为她采购葡萄干、蜜糖饼干、苹果和小圆面包。
不过好在那段日子过去了，时至今日，那位好心的大胡子村长偶尔还会来莫斯科，他的长相还是那么粗犷，只不过胡子变白了，脑袋也变秃了。
每次他到莫斯科，赫尔岑的母亲总要招待他喝茶，和老头子聊起当年的趣事：她当年是怎样的怕他，他们是怎样的互相不了解。
老头子也还像当年一样，按照俄语发音管赫尔岑的母亲叫尤莉莎·伊万诺夫娜，而不是按照德语习惯叫她路易莎。如果赫尔岑在旁边，他肯定还要拿这个当年一直要往他大胡子里钻的小婴儿开玩笑。
一切都过去之后，当年的苦日子也可以变成美好的回忆了。
赫尔岑一直觉得与村长这样朴实的庄稼汉要远比与莫斯科那群自诩上流的贵族们更值得做朋友。
他从很小的时候就喜欢与这些不起眼的小人物们交朋友，或许是因为他私生子的身份，他感觉自己并不像是一个贵族，从贵族那里他感受到的更多是冷漠的感情。
反倒是从那群被贵族瞧不起的仆役和农民那里，他感受到了真挚的感情。
他喜欢看她的两个保姆织袜子和彼此挖苦揶揄，而他最好的、也是唯一的朋友则是伯父的听差——德意志人卡洛。
卡洛在俄国没有亲人，也讲不好俄语，为人还特别害羞腼腆。
但不幸的是，附近会讲德语的除了贵族以外，就只有赫尔岑的德意志保姆普罗沃太太了。
唉，可怜的卡洛，世上恐怕很难找到比他更和善、更亲切、更随和的人了，他可以纵容淘气的小鬼把他的住处搅得一团糟，容忍这个淘气包一连纠缠他几个小时，但他可没有胆子去和女人搭话。
而赫尔岑看书的习惯，也正是由卡洛培养的，每每到了晚上，他便从藏书室带一些图画书上楼，拿给赫尔岑看，赫尔岑看不懂的地方
??他便给赫尔岑耐心的解释，有时候甚至能对着几幅画翻来覆去的讲上一两个小时。
赫尔岑一想到这儿，只觉得胸口堵得慌。
如果他是像卡洛那样孑然一身的人物，那流放就流放吧，有什么大不了的。
纵然死在高加索、死在西伯利亚，他也不能叫积雪压弯了他的腰。
但是，如此一来，他可怜的母亲，带他读书的卡洛，替他穿衣服、安排他睡觉、给他洗澡的薇拉·阿尔达莫诺夫娜，带他散步、教他讲德语的普罗沃太太，他们都会伤心的吧？
赫尔岑难免又想起了小时候两个保姆织毛衣的时候念叨的闲话。
普罗沃太太常常说：“真的，我要是太太的话，干脆一走了事，回斯图加特。夫妻俩老是闹意气，争争吵吵，厌烦死了，有什么乐趣？”
薇拉·阿尔达莫诺夫娜接道：“话是这么说，可被这个缚住了手脚呢。”
她用织袜针指了指赫尔岑：“要是带走吧，上哪儿去呢？以后怎么办？丢他一个人在这儿吧，这个家又这副样子，旁人看了也不免心酸呢！”
唉……
好消息是，母亲现在不用担心我了。
坏消息是，带走估计是带不走了，丢我在莫斯科也不需要。至于上哪儿去嘛？去高加索，或者上西伯利亚！
当然，这两个地方肯定是比不上母亲的老家斯图加特的。
赫尔岑一想到这儿，就恨不能给自己来上一个嘴巴。
我怎么就能让宪兵给抓了呢？
如果我没有……
赫尔岑想到这儿，思维忽然停滞了一下，他喃喃自语道：“话说，我是因为什么被抓的来着？”
他挠了挠头，百思不得其解。
直到这时候，他才陡然发现，自己貌似和奥加辽夫一样，连个逮捕原因都没有。
赫尔岑把目光抛向了大桌子小山似的公文和墙旮旯小桌子上堆的案卷，不客气的一屁股坐在局长的安乐椅上，点起桌上的小油灯开始逐卷翻阅了起来。
或许是因为没什么乐子可找，又或者是由于他突然觉醒了与亚瑟·黑斯廷斯爵士一样的变态趣味，因此即便是枯燥无味的治安档案和警察条例，赫尔岑也能看的津津有味。
看了一会儿，赫尔岑感觉有些渴了，于是便敲门找门口的军士要了一杯水。
他就这么喝一口水，看一部卷宗，整整看了好几个钟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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