靖武九年春闱会试，朱瞻墡奉旨做总裁（也就是主考官），大大地出了回风头。
本朝太祖皇帝出身大商豪族，所以定下规矩参考唐与前宋两代的科考制度。
会试不仅仅是对经典学问的考较，同时还要对考生生活观察力，对文辞的运用、灵活思维和逻辑论述能力，以及其特长进行评比、考察和记录。
相对于李丹以前所知的大明朝八股考试，不仅难度增加，而且更实用。这也是为何唐轩等地方官员更务实并且都熟悉各种法律、规则的原因。
会试其实除了商京外，还有南京应天府（金陵）、西京西安府、北京顺天府四个考场，考生可以择方便处或就近参加考试。
当然，考题是一致的，统一由科考总裁院出题，誊写四份后先后经过火漆和沥青的封装。
然后放进四个花梨木裹铜边的“金匣”中，上锁后由翼龙卫监护送抵四地贡院，经过郑重的验封和钥匙交接仪式，再放进三层上锁的铜柜里。
到学子们全部进入贡院考场那天，拿着三把铜钥匙的官员一齐到场，在翼龙卫监护下从柜中取出金匣。
持有交接钥匙的学政官员打开匣子，再由翼龙卫核验并先后开启沥青封袋和火漆封袋，学政官员才能将考题取出并展示给学生们。
这套流程不仅严密，而且规范，有力地防止了预先考题的泄漏。从出题、选题到皇帝御笔定题，直到考生离场的那天，与出题有关的官员全体集中居住在西湖上的杏花岛。
好在吃喝不愁，风景又佳，一个月下来除去对家人思念其它倒也无碍，只当是休公假了。
商京贡院的位置在距归德府府衙不远的“文部街”，东边是归德府学和睢阳县学，西边是文化坊，乃是全城文字最盛之处。
二月初九学生进场，考试“经论”；十二日第二次进场考“策论”，十五日第三场考“判词”和“诗赋”。
第三场是本朝特色，判词大多是考一个案例，让学生分析双方对错及适用的法律条款，然后写一篇自己的判词。
诗赋则考察学生对诗词的感悟力、评判力和应题作品的敏捷程度。前者需要学生对市井生活、民风民俗有所了解，后者更多看应变和灵活运用文辞的能力。
四个考场共取贡生卷一千一百六十名，其中商京三百五十名，应天府三百一十名，北平府两百六十名，西安府两百二十名。
然后从中选择四分之一到三分之一优秀者成为进士，由各地贡院发给盘缠汇集到商京参加殿试。
在北平和西安两府增设考场，是太宗皇帝为解决长期悬而未决的南北之争采取的策略，因为争的内容之一就是当年太祖规定：
南方士子（在应天府考试）和北方士子（在中京商丘考试）录取比例为六比四。
在太祖时这个比例合适，因为北方长期战乱人口下降较多，而且文化上被前朝长期压制不如南方普及的缘故。
但到几十年后的太宗时期情况已经改变，而朝堂上南方人多于北方的情况也必须改变，故而增加两个考场名义上照顾北方考生。
实际考生参加乡试并不以居住地远近作为选择考场条件，这就使双方在这个问题上的争吵渐渐淡了下来。
前两场考下来，大家觉得今年经文题目尚可，策论题“论矿务及矿监制度的得失”却大出很多人意外。大家原以为皇帝在这上头吃亏不会提及矿务问题，谁知道还就偏偏提了。
“看来今上真是个英明之君，颇有唐太宗之风也！”胖佛林琬言发出如是感慨。
到了第三场，判词是关于一名海商因所运海盐受潮打官司，要求船家赔偿，那船家以同舱其它货物并未受潮为由拒绝赔偿的案例，要求大家分析案情，援引条款做出判决。
这下可热闹了，学子们写什么的都有，出了考场之后便吵成一片。有支持海商的，有支持船家的，双方吵得不亦说乎。
甚至吵到酒馆、饭肆乃至红楼里的都有，弄得归德府衙役们疲于奔命、哭笑不得。“谁出的这缺德题目，俺们这不成了那城门失火被殃及的鱼么？”有人骂道。
他们却不知，这题目来源是李丹酒后和刘喜说的一个故事儿，刘喜写进秘报里递给皇帝，赵拓乐完顺手拈来当作今年的考题啦！
“诶，皇上从哪找的这个案例？简直绝了！”批卷子的考官们也直摇头。按例判词不论对错，先看判的逻辑和引用法律是否妥当，妥当就合格。
如果判船长不负责任的为中上，判词里有商家自行承担损失的，那就是上等了。如果能强调包装问题并提示那海商可以追究包装商户责任的，则是上上之选。
周梧是不懂海商、盐货这些，韩倡出个主意，让锦袍和事佬邓寻（盐商子弟）和林琬言（海商子弟）二人之间做了个辩论表演，众人这才恍然大悟。
“凤之你不必担心，你的经义和策论都不错，应该可以把成绩拉回来。”韩倡安慰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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