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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常不会有人在明面上提，但是确实是存在的，那就是科举考试的流行风向影响。
士子选择五经里的何经作为本经，往往与其家学渊源、老师、就读的县学府学都有关，但从大数据分析的话，研究的人数远远大于和，这和前三者的和难易程度比后两者来得简单许多也有关系，尤其是的微言大义，常令专攻的士子知难而退。
正是因为这种现象，所以一般科举出题的时候，也会有针对性地偏向和或者不偏向。
也就是说，既然朝廷知道士子们学的最多的科目是什么，那么其实是可以人为地控制“大小年”的，这就有点赌运气的成分了。
而这种“大小年”，士子往往会通过朝廷对于用人的需求来判断。
今年甲申科，因为朝廷用人需求很大，所以士子们普遍认为，第一场考的概率要远超于和，因为这样会造成科举“大年”。
很遗憾，姜星火不是一个喜欢按套路出牌的人。
所以今年五经重点考，五书重点考。
因为主要是“同考官”们负责批阅试卷，而主考官和阅卷官则是负责后面的审核，所以“同考官”们，其实才是真正掌握着举子们命运的人，他们通常是用“青笔”来写评语的，一般评语越好，中的概率就越高，通常平均在三十个字左右，如果写了一堆好评，那就代表着该“同考官”赌上了自己的职业生涯向阅卷官推荐这名考生的卷子，一般阅卷官都会重点关注一下。
但是因为名额有限，一般三甲进士就录取三百多人，所以阅卷官和最终决定的主考官，都是慎之又慎的，还会将几十名“同考官”推荐上来的卷子筛选掉一片，然后再从剩下的卷子里优中选优，进行第一场考试的排名。
永乐二年二月十二日，第二场考试，考试论一道，判语五条，诏、诰、表内选答一道，试论就是议论文的意思，题目也是从五书五经里出，但跟第一场不一样，不需要用八股文来答，随便你怎么答，散文骈文都可以，重点在于议论文本身的质量;判语就是行政文件，也就是京中各衙门对于下级单位递交上来的文件的批语，姜星火跟老和尚商量定的是两个总裁变法事务衙门的文件、两个六部的、一个寺里的，也算是为国筛选实用人才了;诏、诰、表则是皇帝的公文写作，要求士子模仿上位者的言行，写出相应的诏、诰、表，一般都是汉诏、唐诰、宋表，也就是说情景模拟，给过去的朝代写皇帝的公文，这是为了避免有人触怒现在的皇帝，今年的三道题目就是“拟汉武帝与西域大月氏诸国诏”“拟唐以张九龄为中书令诰”、“拟宋群臣贺孝宗做敬天图表”。
二月十五，第三场考试。
第三场则是简单很多，就一道题，策问，考的是时务策，策问要求文字平铺直述，不尚文藻。
策问，就是以“问”来开头，给一段材料，在阅读材料后，写出自己的理解。
一般来说，策问属于附加题，从重要性排序上，会试重点看第一场经义的八股文，然后是第二场的试论判语和诏、诰、表任选，最后才是策问。
但今年不一样，今年在考试之前，就明确说了三场重要性相同，意思就是策问的得分占比提高了。
果不其然，今年策问的题目就是“论宋朝四民皆本与开海裕国之国策”。
说的是宋朝，但所有参加会试的举子都知道，这是说的今天的大明。
而且既然甲申科的会试，从主办机构到主考官，全都是变法派的人，那么自然这道题的“标准答案”或者说考官的喜好，就不用多说了。
当然，也有可能给伱阅卷的“同考官”是个保守派，暗戳戳地把倾向于变法的策论卷子给罢黜掉，但这种概率始终是不大的。
头铁的有没有？也有，但是这就是属于跟自己过不去了。
所以，绝大多数举子，不管是确实倾向于变法，还是为了自己的前程，都选择了写这些宋朝国策的好处。
而这就是掌握科举的目的之一了，你别管是不是心不甘情不愿，只要你写了，以后你身上就会被先贴上一个“变法派”的标签，而且如果科举始终是这个标准，那么以后大明的士子们，肯定会重点研究变法的这些东西，思想和行动自然会倾向于变法，如此持续下去，那一届届科举考下来，还愁变法不成吗？再加上国子监现在思潮已经全面转型，大明行政学校更是姜星火完全控制的，三条用人通道都在控制里，那么未来就是属于变法的。
二月十六，交完卷子，对于甲申科的考生来说，这一届科举就算是暂时结束了，接下来的事情，就完全不由他们掌控了。
二月二十五，所有考官汇聚在一起，将排好的试卷号码填入草榜中，然后锁起门来，将朱卷和墨卷一一对号，经查无误，则将朱卷和墨卷捆起封存储于堂中，待二十六日正式填榜。
二月二十六日，姚广孝等人又齐聚一堂，开始填乙榜。
二月二十七日，填甲榜，也称正榜，从第六名开始填，第六名到第十八名的名次决定权主要还是在主考官手中，剩下的，则是直接汇报给朱棣和姜星火，他俩已经在宫里等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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