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不像后世可以通过银行，可以通过对生产资料的估算，还有发票等等手段，能够大概的摸清一个企业和人的真实收入水平，从而进行征税。
在后世简单的方法，到了现在难如登天。
就比如长沙城内外，有许多繁华的商铺，你怎么收税？
比较典型的做法就是宣宗朝的户部尚书夏元吉，他派人到每间商铺清算一下到底有多少货物，不管你能不能卖的出去，就以此征税。
吓得商人们纷纷把货物藏到自己家中，让繁华的市场顿时冷清起来。
夏元吉看到这些奸商居然如此不配合国家政策，于是让衙役去那些商人家中搜查货物。
于是。悲剧就发生了，衙役进了商人的家中后，看到什么东西都觉得是货物，乘机大肆敲诈勒索。
不少商人顿时家破人亡，吓得远遁家乡，整个京师顿时就成了一片鬼城，没人敢做商人了。
宣宗无奈，只能罢黜此政。（陈雨露、杨忠恕《中国是部金融史》）
可见在古代，不是朝廷傻叉，不知道征收商税，而是不知道如何下手，也不知道收多少合适。
毕竟那些大商人，要么是皇商，自己人，要么是藩王、官吏等等的白手套，不好下手，剩下的那些小商贩能榨出几个油水？
而这种情况，摊派其实是最合理，效率最高收税方式。
也就是凭感觉，觉得你这件商铺一年能有多少收入，然后每年摊派给伱多少纳税任务。
但是这玩意想想也知道，里面的猫腻实在太多了，浑身都是破绽。
这便是历朝历代官府都不爱征收商税的原因。
只有工业化后，工厂集中，生产资料集中，而后国内形成稳定的资产阶级，官府这才能够通过消耗多少原材料来估算，才能够有目标的查税。
这才能够大规模征收商业税。
这也是朱肆为什么要费劲心机将生丝，棉花征收上来后，再统一进行生产的原因。
并且亲自出面扶持几个大商人。
给予他们政策和技术上的支持。
他要在长沙打造一个纺织中心，让全国的纺织都集中到这里来，只有将这些生产资料集中，官府才能摸清楚大明一年到底能织出多少布。
然后根据这个，再向那几个大商人征收商税。
换句话说，要想在封建时代征收商税，还真的让各行各业形成几个垄断组织，这样不仅能方便官府征税，也方便技术更新。
也正是朱肆此举，让大明能够成功的在棉布、丝绸上收到了近60万两银子的税收。
不但化解了财政赤字，反而还有盈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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