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年一考与三年一考，是三倍的差距。
当然，你也可以降低录取人数。比如去年录取了七十人，你可以降到二十余人，但邵树德觉得这样太折腾。每年都考，第一年没考上的学生直接就住在京城不回家了，如今甚至有在洛阳、北平住了十年之久的外地士人，实在有些夸张。
还不如改为三年一考，明年三月没考上的，麻利点回家，两年多后再来。
“诸位师长可有意见？”邵树德说完，看向众人，问道。
“陛下圣明。”陈诚带头回道。
“陛下圣明。”其余几人也陆续回道。
失望么，肯定是失望的。他们还好，天下士人肯定更加失望。但说实话，现在就剩南方和西域一些地方没打下了，让你们去那当官，去不去？很多人怕死，多半就不去了。
那就别叽叽歪歪！
邵树德只关注武夫们的情绪，文人的统战价值，就当前而言，远远不如武夫。
而经过今天这么一番商议，考试内容及流程大致也定下了：
第一场杂文，考两道题，诗赋歌论表笺疏等多种体裁中随机抽取两种，考察你的写作能力。其中，表、笺等更是标准公文写作格式，作为预备官员，肯定是要精通的。
写得文辞通顺即可，但你最好有点文采。考官也是人，在录取名额一定的情况下，文采好的肯定更能博取好印象，关键时刻或许就发挥作用了。
第二场帖经，邵树德有点犹豫是不是增加几道题，毕竟题目越少偶然性越大，但最后决定明年还是考五道题，对两道即可——这是客观题，有标准答桉的。
第三场对义，考五道经义解释，算半主观半客观题，对三道才算合格。
第四场策论，一般是针对实际事务，写下你的见解、剖析、推论或解决方案。
考试难吗？看起来不难。但大夏礼部每年给一百个名额，还真招不满，刷掉最多的居然是帖经，即五道填空题难住了至少两三成的人，做题家们不给力啊。
当然，这或许和风气有关。
即便盛唐之时，士人们也很喜欢出去玩，闷头在家读书的比较少。
晚唐之后，因为时局的关系，很多文人还要花时间练武。
比如理蕃院主簿刘去非，这厮明明是个文人，担任县吏，但“性粗鄙”，熟习骑马射箭，勇于近战搏斗。
这种文人，与做题家完全是两个路数，你让他默写填空，五道题对两道已经不容易了。但换成明清的读书人，正确率一定大幅度攀升，甚至五道全对都是易事，因为考试时并不会选特别偏、特别怪的题目。
简单来说，此时的文人，与明清时相比，武艺更出众，读的杂书也多，有的人甚至喜欢看兵书。且因为要考诗赋的缘故，文采也更加华丽，而这种文采华丽，也带来了性格、气质上的超脱、随意。
比如当年祖咏考进士，要求写五言十二句，他写了四句《终南望余雪》就交卷了。考官大惊，说你这不行啊，祖咏对答“文辞尽矣”，不必画蛇添足，后来也被认可了。
没有明清时那么循规蹈矩，个人意志与特色比较重。
总而言之，作为大夏第二次科举改革，力度还是比较大的。且针对实际情况，比如考生的死记硬背能力偏弱、官员数量渐渐充足、士林过于追求浮华辞藻等，进行了一定力度的调整。
改革，不是你想怎么改，就瞎几把改，或者一步到位抄别的王朝的制度。你要了解当时的实际情况，慢慢做出针对性的改革，小步徐进是最好的策略。
当然，到现在为止，改革其实尚未完成——
“朕属意各道分榜，风声都放出去了，诸位师长可曾拿出切实方案来了啊？”邵树德问道。
“陛下。”陈诚上前道：“皇夏今有直隶、河南、淮海、关内、关北、河西、陇右、剑南、河东、河北、辽东、湖北、黔中、江西、福建十五道，另有藩镇若干，湖南、淮南也有大量士人跑来应试，实不好定。另者，若按户口来定，则人烟稠密的河北当给予相当名额，然臣阅河北才子之文章，其谬多矣……”
陈诚的意思很明白，如今天下尚未一统，有些地方还是藩镇模式，你怎么给名额？另有不服王化的湖南、淮南、清海军等镇，亦有士人来京考试，且还不少，你怎么算名额？
另外，如果按人口、经济来算，河北都是当之无愧的第一，但因为历史遗留问题，河北考生的水平一言难尽。你就是给他十个名额，帖经、对义这两门的硬指标就刷下去了，最后如果只录取了一两个，岂不是让人笑掉大牙——考试，不是按分从高到低数人头的，每一场考试都有硬指标，比如帖经里的“五经通三”。
“臣亦请天下一统之后，再行分榜。”赵光逢也上前说道。
邵树德听了也觉得有道理。
倒背着手在殿内转了一圈后，叹道：“也罢，就按陈卿、赵卿说的办。但这事不能拖太久，要尽快厘清。”
他以前多在打仗，或者谋划各种统战乃至赚钱的门路，对科举只关注考试是否公正。
建极七年，他亲自主持了一场殿试，这算是离科考最近的一次了。但能参加殿试的，都是已经中了进士的考生，水平自然是可以的。
也是在上个月，他才第一次知道居然有那么多考生没法通过帖经考试，这让他大跌眼镜。明清时的做题家甚至夸口“倒背如流”，如今怎么是这种操行？明明最简单的客观题考试，就是不会，真他妈的！
说到底，一百五十年的藩镇割据，对文人的影响很大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