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光全书》已经开始修订了，邵树德全程关注、指导。
第一批入选的是长安、太原两地的藏书。
前唐之时，在西都长安、东都洛阳、北都太原三地置宫殿，收藏档桉文籍。
安史之乱后，洛阳藏书大部散佚。黄巢、秦宗权之乱后，几乎损失殆尽。
长安藏书有部分散佚。
相对而言，太原藏书是损失最小的。
大夏开国之后，就开始勘误、校对、誊抄长安、太原的书籍，以实洛阳藏书——“五老”的第一份工作，就是去长安抄书。
随后，赵匡凝、王师范、谢彦章等人献藏书四万余卷，又誊抄一遍。
其他降人有样学样，觉得这样能搏得圣人欢心，一时间献上了许多书籍。
尽管武夫们不太喜欢收藏书籍，献上来的书也多有缺损，但不可否认的是，依然极大丰富了朝廷的库藏。
互相印证、勘误、校对之后，倒是补完了不少书籍，随后各自誊抄一部分，发往四京收藏。
可以这么说，相关的工作在十多年前就展开了，不但新誊抄了一份存于洛阳，就连北京、南京、西京三地都有校对过的抄本。
但这些书籍，对于邵树德的胃口来说还远远不够。
他要编的是百科全书，虽然不是每本书都有资格入选，但基数肯定越大越好。
就目前而言，《同光全书》进度最快的还是经书、史书类。
这类书印刷量大，民间收藏多，不容易彻底失传，勘误、校对一番后，便可录入《同光全书》内，作为目录的一部分。
值得一提的是，收录书籍时，不光原本收录了，很多衍生版本也作为原本
比如，经书有注释类，这些就收藏了。
史书有史评类，如果水平够高，也收藏了进去——邵树德评《史记》、《汉书》、《东观汉记》、《后汉书》之类，就觍着脸收录了进去。
当然，不光是以前有的史书，国朝编纂的史书，在杀青后也会录入《同光全书》。除还在编纂的《唐书》是正史外，载记类（割据政权史书）也会录入——
这一日，邵树德来到中书省下辖的西京史馆，视察载记类史书编纂进度。
《渤海国记》、《契丹可汗志》、《回鹘春秋》、《南诏实录（长和附）》、《喀喇沙见闻》……
“这些地方的书籍、档桉，可都已经运回来？”邵树德随意翻看了一下，问道。
“陛下，一应书籍皆已运回。”站在他面前的是史官韦说，原太子宾客，因屡进谗言，为皇后所恶，打发到了西京史馆，负责编撰史书——老实说，太子还是厚道的，这个结局不错了。
“南诏藏书多吗？”邵树德问道。
“不多。”韦说答道：“南诏无文字，精通汉文者固有，但多为朝堂大员，没太多工夫编史。臣等找寻了一些被记录下来的君臣问对，编纂了这份《南诏实录》。”
“契丹、渤海呢？”
“契丹更少，只有一些神神道道的用回鹘语、汉文写下的东西，前后矛盾，错漏百出。臣等通读数遍，再推理印证，写了一些。后又访寻契丹降人，记录其族中故老传说，勘误之后，定为《契丹可汗志》。大致也只能到这种程度了。”
邵树德了然。
把契丹历代可汗的世系、生卒年、子女情况以及他在位期间所做的事情完善起来，已经是能做到的极限了。也亏得过去的时间不长，很多东西没来得及消失在历史长河之中，故能多写一些。
若百年后再来做这件事，恐怕只能写薄薄一册了。
“回鹘的情况差不多。他们自己记录了一些，早年用突厥文，后来用回鹘语，不过听闻也散佚颇多。且其历法与中原不同，记录时多有夸大、歌颂之语，不符合国朝修史的原则，故剔除了一部分。”韦说继续说道：“到最后，只能把历代可汗、可敦的事迹编纂出来。又挑了些回鹘名人、历年大事录入，成书之后，定名《回鹘春秋》。”
“疏勒那边，几无书籍。西迁之后的回鹘，更无记录习惯。故臣等直接录用起居舍人刘朐所写之《喀喇沙见闻录》。”
刘朐这么空？邵树德满脑子问号。在编写起居录的同时，居然还抽空写了本《喀喇沙见闻录》？
韦说小心翼翼地看着邵树德的脸色，见他不语，又补充道：“史馆已派人西行，遍访疏勒耆老，争取增补一些内容。”韦说又道。
“可。”邵树德同意了，又道：“从各处搜罗回来的原始材料，全部校对、誊抄一份，发往四京，妥善保管，不得外泄。各番邦故国的史书，以国朝编纂的这几本为准。”
虽说把他们的各类书籍都收走了，等于断了文明的根。但说实话，这根本来就不怎么茁壮，也未必能保住。《同光全书》帮各国勘误、校正史籍，对他们而言，其实是了不得的事情了，至少后世能通过这些只言片语来了解祖先的过往——南诏的很多历史，都是通过唐人编写的《南蛮》来了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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