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1976年2月应征入伍的，开始在山东临沂军分区的独立营服役。1979年对越自卫还击作战前，我和独立营的二十名老兵骨干，被调往云南前线作战。
来到前线，令我万万没想到的是，分兵时我被分到了后勤单位，前线没去成，很快还被部队提了干。
战争很快以闪电般的方式结束，等单位各项工作恢复正常时，领导安排我第一次回乡探亲。
离开家乡近四个年头了，来到云南前线，特别是被提干，第一次回家探亲心情还是蛮激动的。
抛开提干的事不讲，主要还是自我来到云南前线后，家里的亲人都一直在为我担心，时刻牵挂着，盼望着我能早日回家探亲。
探亲时间被安排在1979年的9月份，那天我从昆明乘上开往北京的62次旅客特快列车，需经郑州转车。
那时的旅客列车速度还很慢，需要三四天时间才能到达我家，为避免长途旅行疲劳，我特意购买了一张硬卧车票，为了节省下几块钱，还专门挑了个上铺。
记得睡在我下面中铺和下铺的是两位山东济南老乡，一位中年人，一位青年人。两人是山东一家企业单位的业务员，青年人称呼中年人科长。
在车上我穿着军装，胸前挂着总政颁发的对越自卫还击作战纪念章，两位老乡亲切地看着我，对我特别热情。特别是那位年轻人，从交谈中看得出来，眼睛里流露出对军人的尊敬和热爱。
两天下来，也可能是关系熟了，当列车快到郑州车站时，青年老乡突然向我提出了一个让我意想不到的要求，想要我胸前挂着的那枚作战纪念章留做纪念。
我一听，当时确实有点舍不得，但犹豫了片刻，我还是决定把我胸前挂着的作战纪念章送给他。小伙子的心情我十分理解，那时对越自卫还击作战刚刚结束，参战军人特别受人爱戴和尊重。
当时我在想，这位青年人在向我要作战纪念章时，不知要鼓起多大勇气才向我张口，既然他张口了，我也只好“忍痛割爱”了。
火车经过三天三夜的旅行，等第三天夜幕快要降临时，我只身一人从县城步行了40多里赶往自己的村庄，这时我的两位妹妹早已等候在村头。
当我两位还未成年的妹妹第一眼看到我时，她们喜极而泣，不约而同地哭了起来。当时我心里一阵心酸，也跟着一起落起泪来，心里有一种说不出来的感受。
老家的小村庄，夜晚无比的宁静，我的到来，立刻划破了村里的宁静，不一会儿功夫，我家不大的小院里就挤满了人。
有我伯父伯母，有堂叔堂婶，还有从小一起长大的发小。特别是我的两位伯母，拉着我的手亲热得不得了，因为我娘去世的早，是两位伯母把我从小疼大的，我对她们特别有感情。
伯母对我讲：“自从你去了云南前线，可把我们担心坏了，生怕有个三长两短的”。当
然，最担心的还是我父亲。听妹妹讲，在我刚到云南前线的那段时间里，老父亲天天吃不下饭，睡不好觉，从早到晚吧嗒吧嗒地抽着他的那杆旱烟袋，看上去一副心事重重的样子。
第二天晚上吃过晚饭，村子里一起长大得的发小们都来了，他们都缠着我给他们讲在前线作战的故事。我是做战争后勤保障工作的，对前线的事，可以说是一概不知。
在后方，我虽然听到过前方战友讲过零零碎碎的一些战事，我没有亲自参与，我怎么好意思讲。
每当发小问我前线的事，我都避而不答。发小们一个个急了，就和我讲：“你给我们讲讲又怎么了吗？又不会让你泄露军事秘密”。
他们越追问，我越是不讲，可把他们急坏了，有的和我开起玩笑来，说我对部队的事守口如瓶，回到部队后还会被提升。
在老部队和战友的合影，右边为本人
说真的，不是我不讲，我确实不知道，道听途说得来的那些消息，我也不敢讲呀。探亲前，部队首长还专门对我进行了保密教育，我都牢牢记着的。
我家的那个小山村，人口不足五百人，说起来多么还带点神秘色彩。建国后参军的人，到我这里已经是第五人了，人人在部队提了干，曾引起十里八乡人们的羡慕。
实际上说起来一点都不神秘，我们五个人都有一个共同特点，有文化，在部队都特别能吃苦，特别是回家探亲，在乡亲们面前表现的都特别热情和朴实。
我第一次探亲时，那时还是生产队，探亲期间我为了和乡亲多待在一起，还参加了几天的生产队劳动，和兄弟爷们在一起边干活边聊天，增进了不少感情，乡亲们都夸我没忘本。
我家离临沂我的老部队距离很近，从平邑县城到临沂九十多公里，在我没探家之前，就从老部队战友信中得知，和我一起到云南前线的十九名战友，都陆续回家探亲回到老部队探望。
我想我也不能例外，更何况我是二十名战友中唯一一个提干的。我要回老部队看望一下我的老领导和战友们，答谢他们的培养之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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