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3年，我调入六连任指导员。982年底，六连的老兵复员时，由于连队班子不团结，导致部分退伍老兵的个人诉求没有得到满足，因此，一些老兵离队当天，个别战士挑头闹事，动粗辱骂并打了连队干部。
这种老兵闹事的现象，在全师多年没有发生过。
六连一年内换了三任指导员，干部战士人心涣散，几名战士私自跑回家，回来后受到连队处分。受处分和入党没有希望的战士，基本处于破罐子破摔的状态。有的早上不出操，工作训练不出勤，闹情绪泡病号，压床板现象屡见不鲜。
我到连队上任后，看到我其貌不扬，不少战士眼神里透出不信任和藐视的目光，心里暗暗在想，前两任指导员都没把连队搞好，看你也不过如此，不会有什么“神功”，等待看我笑话的战士不在少数。
面对这种局面，我苦苦思索着工作的突破口，不断探索这种被动局面的真正原因，力求尽快打开工作局面。
“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在摸不清干部战士思想动态的情况下，不能盲目发言表态，无的放矢只能让干部战士更加不信任。
为深入了解干部战士的思想状态，我只好找全连干部战士谈心，用3个月的时间我与全连干部战士谈心一遍。
谈心时，多数战士对我是信任的，积极向我反映连队情况，少数战士不信任。总认为连队的问题根深蒂固，几任领导都没能解决，给你反映了也是“外甥挑灯笼，照舅(旧)”。
待我普遍谈心一遍得出的结论，领导班子不团结，处事不公，连队干部各有自己的一帮人。无论立功、受奖还是入团、入党，各自都在为自己的一帮人争取好处，导致没有靠山的战士什么好处也得不到。
年底研究党员发展对象时，更让我领教了这种不团结的后果。连队有5个党员发展名额，各党小组共报上了9个发展候选人。
当支委会研究发展对象时，9个发展对象竟然没有一个超过3票。面对这种局面我只好说，“这样，我们今天先不表决，咱们先走走群众路线，听听全连干部战士的意见再说。”
第二天晚上，我把全连集合在连部会议室，搞了一次民主测评。将9名发展候选人的名字写在黑板上，选好监票人、唱票人和计票人，每人发一张纸。我简短地说了一下测评的要求，让大家把自己认为优秀的人员写在纸上，只限5人。
一场测评下来超过半数的只有3人。再次开支委会时我让大家先对这3人发表意见，大家对这3人基本没有多少意见，我说那好“我们这次就发展这3人，剩下两个名额作废，今年就不发展了。”
副连长一听，当场就给我急眼了，说:“我没听说过，发展党员还要采取民主测评的形式，有名额不发展作废，你这不是坏么！”
我说：“这不叫坏，这叫严格标准！民主测评是一种辅助形式，最终结果还要靠支委会决定。”说完我就把候选人的入党志愿书，发给所在排长。
后来，一位排长支委告诉我说：“以往像这种情况，把名额一分就完了。”如果按照以往的做法操作，很可能这3人有人入不了党，不够标准的有可能被选定入党。以往战士对连队干部不信任的症结也就在这里。
这次发展党员虽然费了些周折，使战士们看到了改变连队现状的希望，同时，也看到了我与前两任指导员的不同，更增加了几分对我的信任。
一天晚上，连队集合在会议室看电视，我发现连队有个叫“惹不起”的“刺头”战士任玉林没来看电视，我去他班里一看，他正趴在床上写信。我说:“你怎么不去看电视？”他不屑一顾的把头一扬说:“我不想看！”
我走近后说：“哦，你在写信？”他“嗯”了一声。说着我就坐在了他床上。
我说：“听说你是省城入伍的？”
他回答道：“是的，我在家还三次被公安局拘留过来！”我心里想他这是在向我示威，意思在说我不是好惹的，你以后也别招惹我。
我笑了笑说：“你三次被公安局拘留，恐怕都是哥们义气惹的祸，绝对不是偷鸡摸狗或耍流氓被拘留的。”
我话音一落，他马上两眼放出惊奇的目光，问我道：“你怎么知道的？”
我说：“我怎么知道的？我来连队这几个月经过观察猜出来的，你这人很爱面子，又疾世奋俗，你把人格看的很重，绝对不会做出格和被人看不起的事。对连队存在的问题你看的很清楚，又不愿意说，我找你谈心时，你一直在说对连队没意见，言外之意给我反映我也解决不了问题，是吗？”
他笑了笑，没有表态，算是默认了。我接着说：“你能向我说说你的家庭情况吗？”在这之前，我已对他成长经历和家庭情况做了详细的了解。
他的父母都是省交通厅的高级工程师，在那个特殊的年代，都离世了，他跟随哥哥长大，在需要爱的年龄，失去了父爱母爱，他的心灵创伤是任何人也无法弥补的，为此，他成为“问题青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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