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怎么也没想到，离开临沂老部队，突然有一天噩耗传来，我牵挂的丁连长，因突发心脏病，不幸猝死在了工作岗位上，终年三十五岁。
三十五岁，那可是人生最好的年华，丁连长年纪轻轻不幸去世，我心里难过极了，忍不住嚎啕大哭了一场。
丁连长名字叫丁纯朋，他一九六五年入伍，家是山东惠民县人，是我入伍后的第一任连长。
按理说一个小兵和连长平时也搭不上多大关系，只因我在连部当文书，每天工作生活在连队领导身边，他对我关怀备至，呵护有加，慢慢地，我和他结下了深厚的情谊。
那个年代，连队生活是艰苦的，干部和战士之间关系也是淳朴的。
记得刚从新兵连下到连队不久，在一天晚上点名会上，丁连长突然宣布：经连党支部研究决定，我为连队代理文书兼通信员。
从此，拉开了我在连队首长身边工作的序幕。也可能在连队领导身边工作久了，日久生情，在我心里，觉得他就是我的兄长。
有一天，我在连长宿舍打扫卫生，从不主动和我讲话的丁连长，主动和我讲起了他过去经历。
他说他一入伍在临沂县中队，当战士时，他穿的衬衣，都是整块从后背上脱落下来的。脱落的原因很简单，就是衬衣长期被汗水侵蚀才变成这样子。
他还讲到，夏天中午，干部战士们都午休了，他悄悄一个人来到菜地，一干就是一个中午，常常干得汗流浃背，汗水湿透了整个衬衣，他的衬衣基本没干过。
我知道，他给我说这些，是想告诉我，他这个连长不容易，不知流过多少汗，吃过多少苦，才被提为干部的。同时也勉励我在部队要好好干，不要怕吃苦，不要怕受累。
连长是从临沂县中队的中队长位置上，调来二连任连长的，在连队个别干部眼里有点违背常规。临沂军分区独立营和县中队干部提升，大部分去分区所属的县武装部，很少有武装部和县中队干部到连队任职的。
也可能正是因为丁连长为人厚道，对党忠诚，工作踏实，感情朴实，组织上才把他调来二连的。
二连在独立营三个连队中，不是顶尖连队，特别在干部提升问题上，和另外两个连队相比有很大距离，从某种意义上讲，这也挫伤了部分优秀班长的积极性。
听说早晨出操，有的班长故意把步子迈错，队伍的步伐听起来使人感觉有点散散的。丁连长心里清楚，这不是步伐涣散，而是人心散了。
他看在眼里，急在心里，主动找班长们谈心，化解心中的积怨。在要求班长正确对待提升问题的同时，积极创造条件把优秀班长用起来。
我在连队两年多，班长提升了五人。连队日常工作，无论出操、训练、学习、劳动，连长处处带头，以身作则。战士们对连队伙食有意见，连长就深入到炊事班，帮炊事班制定改进措施，连队伙食立刻有了起色。
有一天，连长病了，我从伙房拿来挂面和鸡蛋，在连部取暖的火炉上做病号饭。
连里规定，病号饭里只能放一个鸡蛋，那天我多拿了一个，病号饭端到连长床前，连长一看碗里多了个鸡蛋，就批评起我来，他说：“小李，你不要认为我是连长，就搞特殊化，这样下去就把连队风气搞坏了”。
小说《高山下的花环》中，作者描写梁三喜连长牙刷只有三撮毛，其实丁连长的牙刷，也不比梁三喜连长的牙刷多几撮毛，都是用得不能再用了才扔掉。
1977年冬季，丁连长家属林大嫂带着三个孩子，从农村来部队探亲，这下可把丁连长愁坏了，被子枕头都不够用，他用两个小包袱皮，缝了两个小枕头，可枕心去哪里找？
于是他想到了营房前沈泉庄打麦场边的麦秸垛，叫我到那里取一些回来装进去。我找到生产队长说明来意，队长很惊讶，说我们农村都不用它填枕头了，怎么你们连长还用它呀？我说还不是因为穷吗？
连长是个厚道之人，更是讲原则的人。一次找我谈心，我知道连队党支部把我列为重点培养提干的对象，分工连长找我谈心。
就在这种情况下，连长说话都很谨慎，恐怕超出原则。记得他只讲了两句话来暗示我，一句话，“咱们家乡还很穷啊”，另一句话：“一定要在部队好好干，不要辜负了组织对你的培养”。
话虽短，这也是我和连长最贴心的一次交流。
1978年初冬，连长得到提升离开了连队，到沂源县武装部训练科任副科长。
1979年元月，我也离开了连队来到云南，当知道我在云南部队提干后，老连长特别高兴，经常来信询问我学习工作情况。
他最关心的是云南战事和我个人问题，还没等我来得及向老连长好好汇报，噩耗传来，丁连长永远离开了人世，带给我的是无限悲伤。
一晃，如今已经四十多年过去了，但丁连长的音容笑貌，依然经常出现在我脑海里，我感觉他还活着，永远活在了我心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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