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就在市文化部门退休的我，已是近逾古稀的老人。儿子在北京工作，偌大的房子里，只有老伴与我在孤独和寂寞里度时光。
好在我两个在县城也已退休的二弟丶三弟，隔三差五的过来看望我们，与我老夫妇聊家常话沧桑，也就平添了不少的温暖和情趣。
我二弟在正科级位子上退休，三弟卸任于县里一所中学校长，他们的儿女也都事业有成，且懂孝道知礼仪阖家美满。
作为生于贫困农家的我兄弟三人，能有今天是知足和感恩的。两个兄弟回望他们的人生路，体味着成功人士快慰的同时，抚今追昔感慨万端的说:我们兄弟二人，要是没有大哥的及早出人头地，没有大嫂父亲对我们的一路提携，是断没有今天的，正可谓:一人得道，全家获福啊。
对于一门三兄弟都先后成为国家干部，这种现象在农村是少有的，尤其我们都是生于五六十年代，这就更为鲜见。
乡间普遍认为我们三兄弟的成功，是缘于我参了军后成了军官，娶了一个有权势人家的女儿使然，毋庸质疑这当然是最直接的原因，可没有我父亲的世事洞明人情练达，甚至老谋深算，不用说别的，在当时我被推荐上个高中，乃至后来能参军入伍，都是可望不可及的事情。
我的老家是一个叫旺泉的村子，全村二千多口子人，除了我与二叔两家姓石，全是吴姓人家。这种独姓人家在村里的生存空间有多艰难，不言而喻。
我只读过三年书的父亲始终秉持两条原则：一是吃亏是福，无论吃多大亏受多大辱，决不与人理论，他明白，你理上赢了人情就输了，以后将还有更大的亏等你去吃。
当时烧柴困难，我家在门外的柴草，时常被人偷盗，父亲嘱咐有怨言的母亲只字不要提，更不能像别家的泼妇那样，遇上这种事歇斯底里的跳着脚骂大街，父亲认为我们不够资格，这人我们得罪不起。
从小上学我们兄弟与伙伴们打架，不管青红皂白，一概是我们无理；一律是我们的屁股蛋，被父亲的大手掌掴得红肿一片。
二是父亲认为：永远要尊重权利，与干部们搞不好关系，尤其是我们这种孤单人家，不去接近干部就是傻蛋二百五。
因而，平时家里养的几只鸡下的蛋，就都在父亲指使下，由母亲送给了干部的家属。虽当时都很穷，可家家户户逢年过节都是杀个鸡宰只鹅，买条鱼什么的享用，可我们这些大多都被父亲送到了干部们的餐桌。
当然，这些都是父亲务虚的软操作，实打实的头脑灵光的父亲，除了生产队地里的任何活路拿得起放得下，他的木工和瓦工也是响当当的，左邻右舍的盖房、砌圈、婚房家具制作，都有他的身影。
另外，父亲因早年在一个县办煤矿食堂干过两年，后经他的发扬光大，成了村里红白事的大厨，他蒸的四喜丸子和波菜芥茉鸡，名闻遐迩成当地一绝。
父亲经年的呕心沥血卧薪尝胆，终于迎来了丰厚的回报。我记得我正读初二的那年春天，我家翻建房屋时，除了大队里特批了十几根槐木檩条，帮忙的乡亲真是人山人海。
随之，全村六十多个应届初中毕业生，才只有五人被推荐上了高中，其中就有我的名字。
上世纪七十年代初，我的村子由于土地肥沃，自然条件好，主要还是当时大队的干部形势跟得紧，工作力度大，一度成为全县乃至全地区的农业学大寨典型。
当时，外地来大队参观学习的络绎不绝，公社也有干部常驻村里指导督促各项工作，因而，我的父亲毫无悬念地被招来大队部，给驻村干部炒菜做饭，从此他便脱离了生产队苦累的大田劳动。
民以食为天，官者亦然。虽父亲仅是一个做饭的厨子，可给干部们做饭，解决他们的口福问题，自然关系密切是顺理成章的事，父亲这种与干部们的亲和度，成就了我们三兄弟的仕途之路，也是情理之中的事。从某种意义上讲，自从父亲做了大队的厨子，是我家走向高光时刻的开始，是一点都不夸张的。
当时，大队里住着一个姓严的公社武装部长，他特别喜欢父亲将捉来的麻雀，收拾干净带骨捣碎，然后油煎后佐酒。
我父亲投其所好，还发动我们兄弟三人，用竹筛子扣，用弹弓打，千方百计弄些麻雀以饱严部长的口福，从而加深了两人的感情。父亲的用意当然是为我高中已毕业，送我到军营铺平道路。
一九七二年的征兵开始，不用父亲提，严部长在佐着油煎麻雀，喝得耳热酒酣时便主动问父亲:大龙(我乳名)愿意当兵吗？父亲一脸敬畏道：农村娃，谁不愿意去参军呀，只是大龙还差几个月，不足十八岁哩。严部长可得操心帮忙啊。
严部长只是笑笑，算是做了回答。当时全村有四十多名适龄青年，参加体检的才十三人，最后给的入伍名额才四人。
为这几个名额大队里的干部争得不可开交，唯有人家没有攀比我的，他们想当然的认为，我父亲与严部长关系特铁，我去当兵是天经地义的事，他们没资格争这个名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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