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过兵的人都知道，在军营里比较看重老乡观念，在我身上恰恰相反。
回顾大半生的人生经历，有两件事让我刻骨铭心，两位战友的离世令我肝肠寸断，至今忆起仍心疼不已，连他们的手机号码和微信号，至今还舍不得从手机通讯录里删去，我要永远保留下去以示纪念。
严格意义上而言，他们其实不是我战友中的“老乡”，也不是我在部队时的战友，而是自己从部队转业到地方后，在工作过程中又结识的人，不过，他们和我一样，都在军营里服役多年。
一
在这里，我先说一下周少民战友。我与少民的结识纯属偶然。2003年春夏之交，我当时供职于河南省某日报做记者，在豫西卢氏县采访时，发生了一起车祸，头上外伤被缝了几针，我住院养病时，家住县城战友秦建军到病房探视我。
当时，在他身后跟着一位30多岁的黑脸男子，秦建军向我介绍说，他叫周少民，三门峡市第三制药厂职工，也是一位伤残军人。
原来他比我们晚了五六年入伍，当兵在山东某部，因在服现役训练时扭伤了腰而评定为伤残，具体几等几级记不清了。
退伍后他作为伤残农村兵被安排在制药厂工作，负责烧锅炉。那时制药厂由国企正在往民营改制，他可能在被减员下岗之列。
我所在的报纸第三版，当时开辟了个旨在维护职工合法权益的常设栏目叫“维权行动”，周少民找我的目的，是想替他在报纸上伸张不平。
我利用住院养伤的空闲时间，就在病房里对他进行了详细采访，把他反映的一大堆“问题”进行了梳理，抓住厂方违反政策和法律的几个主要问题，写出一篇题目叫《伤残军人周少民的工伤待遇为何难以落实？》的稿子，用传真发到报社。
没想到，我还没等到出院，报纸就刊登了这篇报道，在社会上引起了一定反响，也引起了当地有关部门的高度重视。
后来，为他的事，我记得还专程去制药厂，找到企业当时的负责人崔某某协调过一次，做了一个后续追踪报道，他的工作保住了，周少民本人也一直珍藏着这两份报纸，我们从此认识成了朋友。
后来平面媒体的监督职能越来越弱化，再干下去没什么意思，我便离开了报纸重新返回原单位机关上班。制药厂随着改为民营企业，效益每况愈下，周少民为了他的社保“三金”单位部分缴纳拖欠、工资和加班补助费等诸多问题，又不断向上级有关部门信访过，自然反映材料我还得帮他写。
交往久了，我发现他这人有时爱认死理、喜欢钻“牛角尖”，我便时常开导他，什么事差不多过得去算了，下岗失业潮是大趋势，企业也有企业的难处，相互理解点双方都过得去才妥，还有许多退役军人下岗失业后，不得不靠摆摊维持生活呢，不可过分较真“得理不饶人”。
自从与周少民认识后，那些年，我再去卢氏办事，从不找我在卢氏县城的同年兵战友，而是下了长途汽车直接给他打个电话，他马上就骑了他的摩托车，到车站来接我，想去哪里就去哪里，十分方便。
遇到吃饭时，我们最肯去的地方不是西关的一家炒面馆，就是北关回民区的牛羊肉小饺子，也不要点菜，一人一小瓶二锅头，吃喝得舒坦。
有时我都不去酒店，而是住他家里。他的父亲去世或女儿出嫁，我虽因工作忙没顾上赴约，但却是上了礼金的。他每次来市里，总不忘给我带点卢氏特产核桃和柿饼等，他是个非常实在的人，我们相处得就像亲兄弟般。
他除了性格固执、执拗好认死理外，他还有个毛病，就是轻信别人，很容易上当受骗，而且不止一次。
记得有一年，他来市里办事，见了面他气急败坏地告诉我刚下长途汽车就上了一当，遭遇了骗子。原来，他看到电线杆子上有一个高薪招聘酒店保安的手机号码，就打过去咨询了。
对方说让他到位于崤山路的某大酒店门口，他就赶过去了，对方说在楼上开会，暂时下不来接他，但已目测他符合条件，名额有限让他赶快往酒店账户上存入2000元“押金”，明天即可来上班。
他鬼使神差地竟照此做了，但马上即感觉到不对，再拨打此号码已打不通了，遂赶到崤山派出所报了案。
我听了他的叙述，气得骂他“猪脑子”，这么小儿科的骗局也能上当，还是走南闯北见过世面当过兵的人！你既然来市里还要找我，为何不让我给你“把把关”？你活该，你自认倒霉吧，你别想把钱追回来！
没隔几年，他听信了河南濮阳一个骗子的甜言蜜语，擅自跑到广西北海参加了一个传销组织，几个月时间被骗去了辛辛苦苦积攒下的六七万元。
我发觉不妙让他尽快回来，他却在电话里骗我说，他是在广西与当地战友投资合办了一个游乐项目。直到发觉上当回来找我写反映材料，我才知道他再次受骗的经历。把我气得直想抽他几个耳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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