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战友八年前借我十万元，一直不还，待我拉下脸皮讨要时，他的做法让我痛彻心扉的寒凉。由此，我下决心退出了战友群，再也不参加他组织的每年一次的战友聚会，安安稳稳地过自己的晚年生活。
我1980年参军入伍，在河南信阳服了三年兵役退伍还乡。当年我们全公社应征入伍的有六十多人，这六十多人也就成了本乡本土的战友。
当时，大部分都是低学历的初中生，还有个别的小学都未毕业，因而，没几个成材的。只有一个转了志愿兵，还有一个上了军校成了军官，后退役异地分配在河南驻马店的公安系统。
这个退役军官是我们邻村的，当兵时是一个连队，后来人家成了人物，咱又回来土里刨食，层次不一样了更没有共同的语言，有时他回家探亲，见了面也就是几句大熟话而已，早就没有了在部队时的亲密和热络。
人以类聚物以群分。退伍后在家来往的战友，也就是本村邻村就近的那么几个人，相聚的内容无非是相帮相助的干些盖房、垒圈和地里的一些活路，茶余饭后谈论一些发家致富的门道，和某某战友的近况而已。
在部队那三年岁月的过往已聊得很少，都觉得已物是人非，短短的三年只是人生中一朵细微的浪花，况且在部队上都毫无建树，只当去出了三年河工，已没什么可留恋追忆的了。
随着战友们各自结婚生子，上有老下有小，生活的重担压得喘不过气来，农忙时累得要死，闲下来还要各奔东西出去打些零工挣钱，自然关系就更加寡淡了。
直到后来一个叫孙国伟的战友，一时心血来潮，力邀我们所在镇的战友相聚，尽管由他做东，可还是到场的不足一半，也就二十多人的样子。
大多数战友们已成了毫无激情，只关心自己的一亩三分地，他们早就被生活压弯了腰，还要面对孩子的上学乃至以后的城里买房成婚的头痛事宜，人人变得务实吝啬又斤斤计较，根本就不愿意浪费时间来无谓的消遣。
孙国伟我们是一个连的战友，他的家在镇上，其父是镇里的干部，他退伍后先是做了镇政府的电工，后谁也不知人家怎么运作的，几年后就成了民政部门的干部，又过了几年直接成了民政部门的一把手。
就是他成为一把手的这年，他开始在每年的八一建军节，邀来战友们一同在镇里最好的酒店聚会。国伟当然是想借此在战友们面前刷存在感，凸显他的仕途通达，前程辉煌，和超凡的能量不俗的人生。
我们这些没见过世面的人，当然是唯唯诺诺，一脸崇拜地接受他的施舍和神采飞扬的谈笑风生。
可好景不长，这种令他心旷神怡的战友聚会，只维持到第四个年头，就不得不中止。原因是他在民政主任的位子上做了不该做的，拿了不该拿的，被同僚告发铁证如山，锒铛入狱获刑六年，因此我们还受到了牵连。
其时，上边刚刚有了农村低保政策，一开始吃低保的人每月才一二十块钱的样子，国伟却主动要给我们这些战友的父母办低保，因我们大多不够条件，他便要求我们每人出一千块钱，供他上下打点活动促成此事。
其实当时我们并不情愿出这笔钱，可国伟却高胆远嘱的指出:随国力的越来越强，低保的金额会越来越大，你们会有丰厚回报的。
可没等到这这丰厚回报，他东窗事发，我们不得不接受了上面的调查，除退回了家里老人才拿了一年的低保，还差点以行贿罪被起诉。
国伟坐牢的第一个春节，我们战友几个买上礼品，想到他家里安慰一下他的老婆孩子，没想到刚到他家门口，就被他老婆骂了个狗血喷头！她骂就是我们这帮人害了她丈夫，我们是来她家看笑话的。边骂边把我们的礼品使劲扔出了门外，我们几人也只有抱头鼠窜的份了。
消停了几年后，一个邻村叫李贵祥的战友，又搞起了一年一度的战友聚会。此时，他在镇上开了一间规模很大的农资超市，经营着化肥、农药、种子等农资，他不厌其烦的把全镇的，甚至邻乡镇的一时入伍当兵的战友聚拢来，名义上是联络感情增进战友情谊，实则是促销他的农资。
战友们虽心里都明白他的用意，可种地就需要农资，用谁的都要花钱，有战友这层关系，起码买不到假农资，价格上肯定也合理些是毋庸质疑的。
我当时在家经营着两个大棚，也真用了他不少的化肥农药，表面看用他的化肥，价格还是稍微便宜一些，可一些杂牌的生物肥、冲施肥、菌肥、杀菌剂，后来我经过了解价格还是高了不少。
可商品社会，这一点也可理解，都拖家带口的过日子不容易，挣不来钱谁也无法生存。我从来没跟外人提起过这些，始终坚持用这个战友的农资，直到我去县城发展，转让了土地为止。因而，与这个战友的关系一直处得还是很好的。
我岳父是一个在当地小有名气的中医，我的妻子自小耳濡目染，也懂些医道，她发现人们现在注意养生，是个不错的商机，就坚持与我放弃了土地，在县城开了一家养生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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