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历二十一年，穷困潦倒的徐渭在二儿媳家中去世，终年七十三岁，葬于绍兴城南木栅山。死前，徐渭写有《畸谱》，记述自己坎坷的人生经历。当他去世时，身边唯有一狗与之相伴，床上连一铺席子都没有。
其实对于此人，朱橚在前世也有颇深的感受。
他很想让父皇和朱标大哥好好的了解一下此人。
“不知道为什么，某几年内徐渭的名字突然热了起来。
这阵热度大约源起于一场有关名人名言的讨论。说是清代画家郑板桥极为推崇徐渭，自命为“青藤门下牛马走”，还把它刻成一枚私印。”
“这段掌故记载于袁枚的某着作，话不一定是板桥亲口说的。然而袁枚是大家，似乎并没有理由捏造这种马屁。只是后人翻箱倒柜，到底还是没有在板桥的作品中发现此印的存在，弄得一时争论鹊起。”
郑燮到底说没说过这句话已经不重要，人们所钟爱的是这种古怪的自我调侃，以及调侃里别致的谦逊，顺带好奇一番徐渭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
徐渭就是徐文长。
这个名字在江浙一带，尤其是浙北，是妇孺皆知的。可是人们记住他，并不是因为他的艺术成就或历史地位，而是那些与他有关的趣闻。
此人聪慧狡黠，斗官府、斗污吏、斗地主，替百姓出头，也时常滑稽无状、窘态百出。我小时候住在乡下，每晚在眠床上都要缠着奶奶给我讲上几段徐文长才睡得着觉。
所说的故事到底多少有据可查？人们心知肚明。但是不要紧，因为似乎也没有人关心真假。老百姓依旧喜欢年复一年地帮他编着故事，英勇的、落魄的、高昂的、嘲讽的，甚至还包括黄色笑话，津津有味地听一遍，再说给别人。故事里的徐文长已经完全被改造成一个极其符合市民审美口味的文化符号了。
明正德十六年，徐渭出生在浙江山阴，就是现在的绍兴。
这一年是明中叶漫长而压抑的历史中极为无趣的一年。号称吴中四大才子的唐伯虎已经五十一岁了，身体很不好，但还是勉力完成了他晚年山水画里比较完整的一幅《松涛云影图》；这一年距离一代宗师陈洪绶出生还有八年，他后来被认为是明代人物画的最后一个高峰；政治上如果勉强要提一提的话，那就是荒淫无道的正德皇帝驾崩了。国力浸弱却习以为常，万事磕磕碰碰但还是在往前走，大家就这么活着。
绍兴这个地方是很怪异的。本府出师爷，诸暨出木卵（对爱抬杠的人的一种戏称），嵊州出强盗，新昌出婊子，却被称为读书人的故乡。这里的人很注重体面，稳重保守，奉行实用主义，却又喜欢投机耍小聪明；遇事要讲三份理，说着说着急了又要拿着锄头追出三里地去结果人家的性命，总之民风中夹杂着一种黑色幽默的愉悦。
徐渭在绍兴有一座故宅，叫青藤书屋。它就在前观巷的一条小弄堂里，离我家很近，十几年前我读小学的时候每天都要路过他家门口。那里常有一股奇特的味道，可能是夜深人静的时候有人在墙根儿上撒尿。
青藤书屋的格局是很小的，但是盛名在外。每年有很多外地的艺术家常常专程跑到这里来看一看，尤其是画国画的，瞧一眼那根老藤就热泪盈眶。然而，作为徐渭的近邻，我是不大去的。这里有两个原因：一是青藤书屋本身并不是真正意义上徐渭的故居。这座老宅原叫榴花书屋，里面种了许多石榴树，它在徐渭年纪很轻的时候就被人买走了，后来是陈洪绶把它买回来更名为青藤书屋。所以这宅子里所谓徐渭的遗迹，十有八九都是后人附会出来的；二是去里面参观要收五块钱门票费。这让我感到很困惑。我并不知道这个价格是如何估算出来的？倘若把这两个原因放到一起，想起来就很不痛快。
话说回来，有人要去青藤书屋看一看也不是完全没有意义的。来人看到青藤书屋的格局便知道，这么一方宿不宿、园不园的麻雀之地似乎正印证了他早年家道不济的现实。徐渭一生清苦，老境更是颓唐，他在自己画的《墨葡萄图》里题过这么两句诗：笔底明珠无处卖，闲抛闲置野藤中。有意思的是，就在几年前，他的“另一串葡萄”在北京瀚海的秋拍中卖出了近四千万的天价。如此反差更使得这两句诗读起来耐人寻味。
聪慧、清高、同情疾苦、老于世故而又愤世嫉俗。如果我硬要抓着徐渭这几个大多数文人共有的特点来写一写，既没意思，又不厚道。
徐渭和绝大多数传统文人究竟还是有很不一样的地方。
中国古代的文人，首要的身份是士大夫，其次才是文人。对他们来说，做文学家是副业，混仕途才是正业。不幸的是，好些人在官场上没什么太大的动静。
对于追求进步的人来说，成绩没得讲其实是一件很郁闷的事情。可是他们大多有着丰沛的情感和高超的笔法，总能在后人的心头张罗一些情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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