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国人总喜欢给别人下结论，对历史人物盖棺定论，尤其爱用忠奸二字。其实，这“忠”与“奸”两个字却是一切传记、历史和演义里最糊涂的评价。
因为，在“忠”和“奸”上面，还有一个“君”字。
如果说忠是忠君的话，那严嵩是最忠的了。嘉靖二十多年不上朝，是他利用那一点点可怜的赋税和财政维持着整个大明帝国的运转，大兴土木要找他，六部开支要找他，灾荒年馑要找他，边关战事也要找他，他还要对付一切跟皇权过不去的人，好让道君皇帝潜心修炼。按这个逻辑，给严嵩找麻烦的人才是奸臣。
然而，当忠君和忠国发生冲突的时候，事情就变得很有意思了。忠国的池子很大、人很多，沉了一波，还有一波，总之掉下去死不了人的；而忠君的池子太小，替皇帝办事的就那么几个，一百件做错了一件，便是逢君之恶，先射箭后画靶，奸臣的帽子一扣一个准。
这里面有个很隐晦的逻辑——因为皇帝是不能骂的。
君即君父，儿子骂爹就是不孝；骂了皇帝，便是不忠。为了顾全君父的名声，孽债自然要记在不忠不孝的“奸臣”头上了。
当然，不怕死敢骂皇帝的也不是没有，海瑞就是一个。结局是很滑稽的，海瑞并没有被杀，而是被当做全国道德模范供起来，而现实依旧没有任何改变。这恰恰是中国专制社会的可怕之处，它不仅是伦理法度上的严密控制，更是思想上的自我专制。即便出过一个海瑞，所有人仍然自觉地回避议论君主，只论忠奸。一个忠字便可光芒万丈，鸡犬升天；一个奸字便可一耙子打死，连坐十族。
至于忠和奸的是非界限么，要回答这个问题，恐怕翻遍明史也找不到答案。
一为严党，自然不可能再做忠臣了。严党就严党吧，但就是这个严党胡宗宪，做到了很多忠臣做不到的事情。
十年抗倭，东南将士浴血奋战，固然可敬可叹。没有了一个戚继光，仗一定还能打下去，可是没有了胡宗宪，嘉靖的丹炉里恐怕一时间也炼不出第二个能保住大明半壁江山的帅才了。
嘉靖三十年，滔天倭患祸起肘腋之间，胡宗宪在缺兵少将、粮草军需时常难以为继的情况下，夙兴夜寐，历经大小数十役，至四十一年取得决定性胜利，满打满算只用了九年。这种仗，放在几百年后的西北叛乱、苗民起义、太平天国任何一场战争，那是有得打了。
他赢了，因为终于肃清了倭患；他也败了，因为清流们终于拔掉了严党在嘉靖心中的定海神针——东南战局，参倒严党指日可待。
果然，就在胡宗宪胜利的同一年，严嵩倒台。胡以依附严党事被参入狱，含冤而死。
没有了匪患，哪有兵事，没有兵事，何需将帅。这种世人皆知的道理，可惜他胡宗宪偏偏不懂。他只知道要以最快速度消灭倭寇，必须取得朝廷的支持。不靠严嵩，哪有粮草军饷？不靠严嵩，哪有将士用命？不靠严嵩，怎么能顶得住言官雪花一样的参奏，和倭寇决一死战？他干的一切都是自愿的。
官场的劣迹固然不值得美化，人性的私欲也不值得称颂，但是一辈子能办一件救万千黎民于水火，免亿兆苍生于涂炭的大事，那些充满委屈和谩骂的史书，就随它去吧。
也许这就是徐渭愿意投身幕下、奔走效劳的原因；也许这就是徐渭逞其绝代才华，甘心代笔阿谀奉承的隐衷；也许这就是他对所谓知遇之恩最好的报偿；也许这就是一个八次科举连个功名都没有的秀才，对家国天下的理解。
嘉靖四十一年，严嵩倒台后还发生了两件事。一是徐渭的好友沈炼被平反，这是最近一年唯一能让人感到宽慰的消息了；二是兵部侍郎李春芳送来了六十两聘银请徐渭去做他的幕僚。徐渭不知道具体去做什么，但是为了生计，他还是去了一趟北京。
能去干什么呢？无非是手下那点笔墨而已。嘉靖修道，故好青词（一种道教斋醮时用的华美祝文），这种嗜好和楚王好细腰是一个路数。世宗一朝十几位内阁辅臣，有一半以上都是靠写青词起家的，故民间有“青词宰相”的讽称。当初徐渭那篇《进白鹿表》可谓名扬京师，李侍郎大概是想用六十两银子来问问前程了。
徐渭写了两首便写不下去了，不是江郎才尽，是他不想写了。面对繁重的案牍辞章、李府的迎来送往、清流的高谈阔论、同僚们为三斗米折腰献媚的嘴脸，他终于明白，李春芳不是胡宗宪，胡宗宪已经死了，和倭寇同归于尽了。自己也不再是门客，只是门仆。如果有需要，还可以随时把这个“仆”字的单人旁拿掉，换上提手边，变成一个“扑”，跪扑在地的扑。他从未感到眼前这一砚墨散发着如此陈腐恶臭的味道，他不干了，打算将俸银如数退还，回绍兴去。
不知道是不是侍郎和他开了一个过头的“玩笑”，李春芳拒收了这六十两银子，还托人告诉他：胡宗宪人死了，可案子还没了呢。严党嘛，查个一年半载的也无妨。我知道伱过去都干过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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