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段时间里，谭嗣同给我写信越来越频繁。
在信中，谭嗣同不断向我倾诉，他对中国两千多年君主专制和礼教、理学的不满。
比如，他信中写道，“礼教、理学既害人，也害国”；“天常变，道亦应常变”；“三纲五常钳制天下，杀人灵魂”；“君权非神授，实为民授”之类的话。
信中的每一字、每一行，我都能感受到谭嗣同那焦灼的心。
他在信中还认为，当前中国最大的问题是国民太愚昧。
这是因为国民苦读的书，翻来覆去就是《四书章句集注》那几本科举必考之书，把思维都固化了。
所以，要解决中国的问题，要先从教育着手。
于是，他和唐才常在湖南设立算学社，免费传授西方的数理化等知识。还在南台书院设立历史、政治、地理等新式课程。
虽然，效果并没有他想象中那么好，但谭嗣同和唐才常一直在坚持。
到了光绪二十二年初春，我终于再次见到了谭嗣同。
那天上午，在源顺镖局里，我躺在躺椅上，正吃着花生。
看门的老张突然小跑进来，喊道：“四当家的，有两个朋友来看你。”
“是谁？”
话音刚落，两个熟悉的身影走了进来，正是谭嗣同和康寿延。
“复生！寿延！”
见到这两个故友，我急忙起身，眼泪差点掉下来。
“老侠，你还是一点没变啊。不过，你这胡须该修剪了。”
康寿延上前，热情地拥抱着我。
谭嗣同亦走来，拍了拍我肩膀，眼眶突然泛红了。
“是啊，我一直这样。你胖了不少，但复生瘦了许多。”
我仔细端详着两人。只见康寿延那脸，都胖成了西瓜。而谭嗣同明显消瘦不少，只有那眼睛依旧坚毅、明亮。
“李闰，她好吗？”
“她很好。和我一起在湖南教书，她很开心。”
“寿延，你那洋媳妇这里轱辘多呢？怎么不带她来北京，让兄弟们认识认识？”
康寿延笑嘻嘻地说道：“她在香港忙自己的事情。下次吧，下次一定。”
谭嗣同问道：“我大哥不在镖局吗？”
“不在，几天前，镖局接了个单子。师父领着大师兄去押镖了。”
“源顺镖局也算是老字号了，怎么还让我大哥亲自押镖啊？”
我不禁苦笑，说道：“什么老字号。哎，镖师和趟子手都走了三分之二了。”
“为什么？”
“你们有所不知，唐津铁路都连接到北京了。这铁路越长，我们镖局的生意就越难做。
很多镖师和趟子手纷纷改行，有的去当了护院，有的去码头搬货，有的回乡务农去了。
好不容易接个大单子，我师父放心不下，便亲自带队护送，免得出了差池。”
“啊！怪不得进来的时候，感觉镖局里冷冷清清的，好多房子看上去，好像都没人居住。”
“不聊这些了。对了，你们这次来……”
“来找我哥的。”
我看着康寿延，疑惑地问道：“你哥是哪位？”
“你在北京，应该听过他的名字。我哥就是康有为。”
“啊，康先生是你哥？是亲哥吗？”
“不是，是堂哥。我还有个堂弟叫康广仁，和我堂哥才是亲兄弟。广仁现在也在北京，和我堂哥在一起。”
谭嗣同笑着说道：“我在湖南时，初听到康先生呼吁举人们联名上书，抗议签约，要求变法，就十分佩服。
后来读到康先生的万言书，又听到康先生在北京组织强学会，更是心仪已久。这次便拉着寿延一起进京，为我向康先生引荐。”
哦，原来如此。
自从官员、举人们上书，被清廷所拒绝后，康有为便将自己写的万言书印刷无数份，到处赠人。
不久，举人们会试的结果发榜，康有为中得进士，被授工部主事，便留在北京，和自己的弟子梁启超等人举办《万国公报》，继续宣传自己的政治主张，声望大涨。
到了光绪二十一年八月，康有为和陈炽呼吁发起强学会，议论时政，呼吁变法。
在帝师翁同龢的支持下，强学会的声名大起。好多实权派人物纷纷捐钱入会，或成为赞助人。
比如大学士王文韶、两江总督刘坤一、湖广总督张之洞各捐五千银元；淮军统领聂士成、毅军统领宋庆各捐三千银元。
连李鸿章也要捐两千银元入会，结果被拒绝。
《马关条约》正式签订后，京城中谈论时事之风渐浓。甚至在茶馆之中，也有人公开议论朝廷之事，评价朝廷大臣。
我和师父听多了，也听出了一些门道，才知道朝廷内部也像武林中一样，党派林立。
最主要的便是听命于慈禧太后的后党，和听命于光绪皇帝的帝党。
后党的领袖人物便是李鸿章、和创建武卫军的荣禄。帝党的领袖人物便是户部尚书翁同龢。
而在其弟子梁启超等人的大力宣传下，康有为名噪一时，追随者和支持者渐多，被世人称之为维新派。康有为自然而然成为维新派的领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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