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钱塘一系贪污腐败案宣扬开来后，沈氏母女几乎已经成了时下大魏朝最有名的“网红”。
“梁不留”草菅人命，栽赃陷害倒打一耙，杀害正义之士钱塘县令沈正安，并将其造成畏罪自杀的假象。
勾结山匪，买凶杀人，沿途杀害沈家一十八口。沈氏寡妻孤女在老仆保护下，带着账本一路装作逃荒，辗转来至京城告御状。
这样惊天的大案，这样有恃无恐的贪官，在历朝历代都不多见。这就导致明光四十九年，朝局上的气氛越发严峻起来。
这几天，明光皇帝偶尔在朝上会望着下面的臣工们发呆，他心里想着：
【朕是否平时都太过温柔了，以至于助养了这样的国之巨蠹？】
皇上在龙椅打量着文武百官，底下的官员偷瞄皇上一眼，对他那若有所思的眼神也犯怵。
有胆小的，心里暗暗埋怨梁汴柳这小人，坏了皇上的好性儿；也有那机灵的，从中嗅出了一丝改革的味道。
于是，过不了多久，就有文臣主张田地变法。
因本朝是造反起家，所以建朝初就变了前朝的封建土地国有制：以人丁为主负担均田制、租庸调制、府兵制。
这三位一体土地制度，本是为了巩固中央集权，但前朝后期由于政治腐败，官商勾结，导致土地私有制化。封建大地主追求土地的欲望增强，进行土地兼并，封建的土地私有大量出现，地主在大规模的庄园中实行分工合作的劳动，促进了世家的发展，加速了前朝的灭亡。
高祖敏宗立朝代后，魏敏元年进行了大魏朝初次人口普查，建立户籍，重新丈量田地，并在以此人丁数为固定丁数的基础上，推行“摊丁入亩”的办法，把丁税平均摊入田赋中，征收统一的地丁银，彻底解决就丁、田并征的双轨制征税形式，史称“地丁制”。
这样，封建国家对农民的人身控制进一步松弛，调动了农民生产的积极性，阶级矛盾暂时得到了缓和，促进魏朝初期经济的较快发展。另一层优点就是，隐蔽人口的现象也逐渐减少，百姓休养生息，安定太平。
地丁制本是一种很好的土地制度，若是有效实施，可以保证一个盛世的到来。
大魏朝历经四代，边境有麦芽儿的二叔，一字并肩王魏晟震着，匈奴、大食等边境地区也只敢隔个两三年略微试探，大体上是很安定的。
而且，大魏四代的皇帝还都比较清醒，没忘记自己是造反出身——自己能造反成功，别人也行。他们政治上都比较严谨，不偏听偏信，尚用能臣。
总而言之，就是，武官厉害，文臣聪明，皇帝踏实，这是妥妥的盛世之相啊！
但，每朝每代的贪官污吏都能从鸡蛋里面捞出油来，钱塘一案也从另一面揭开了官吏强征圈地的弊端。
大魏朝建国初年，百废待兴，急需人才招揽，敏宗就设立了一项惠民措施：秀才以上功名，即可免去名下田亩赋税。
其实，这也是为了安抚世家，因为当时的书籍资料全都垄断在世家的藏书库里，平民百姓活着都成问题，读书是不可能读书的，书是永远读不起的。
可随着时间的发展，很多有功名的人家也纵容家里亲戚挂名，以致于国家田地税收越来越少，而一开始想因为挂名免去赋税的百姓，又因挂名失去田地所有权，被莫名圈地。他们无处申冤，因为是他们自己为了占小便宜，才把土地转给自家秀才亲戚名下的啊！！
地契上明明白白写着人家的名字呢！
借此机会，便有文臣主张变法，放弃不适宜的挂名制，启用国有土地有偿使用制度。这是一个好的尝试，但无疑动了太多人的蛋糕。
那么，沈氏母女的作用就显现了——明光帝打算用钱塘一系后续的收尾活动，做变法的尝试示范点。沈氏灭门一案所引起的关注巨大，沈氏母女这对古代“大网红”，若是施用得当，能在此次变法中就要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但她俩毕竟是老弱妇孺，自己能力有限，想要推动变法，就需要后面推手的帮助。
说白了，就是皇帝需要沈氏母女为国家变法背书，做工具人。
虽然其他工作都有相关人员协作，沈氏母女只需要时刻出现在人前，宣扬皇恩浩荡、昭显大魏政令清明即可。
但人前承受的压力也是巨大的，可见在古代，网红也不好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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