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汉堡条约》（《英德和平协定》）签订，欧洲的战争正式落下帷幕，西班牙内战在法国失势的那一刻就已经有了分晓，现在横亘在德国面前的唯一一个阻挡德国通向和平道路的是大洋彼岸的美国。
英德《汉堡条约》签署的消息，如同越过北大西洋的最后一道冰冷巨浪，重重拍打在美利坚联合工团的堤岸上。
这不仅仅是又一个欧洲盟国的倒下，它标志着 “旧世界”抵抗德意志帝国主导秩序的最后一面旗帜，已然降下。
曾经被视为可能永不会陷落的“不列颠堡垒”，如今不仅陷落，更是以一种彻底解除武装、经济被捆绑的方式被纳入了柏林的轨道。
太平洋彼岸传来的不再是战鼓与号角，而是一种令人心悸的万马齐喑的沉默。
这股冲击波在华盛顿国会山内激起的，不是同仇敌忾的怒火，而是一股早已暗流涌动、此刻终于决堤的 “和平反思”巨浪。
国会大厅工团派的联盟，此刻内部裂痕清晰可见。
来自中西部农业州和部分保守工会的代表，历来是孤立主义和实用主义的温床。
他们从未完全信服里德政府将大量资源投入一场遥远欧陆战争的“国际主义义务”。
此刻，他们找到了最有力的论据。一位来自明尼苏达州的资深议员，挥舞着登载《汉堡条约》摘要的报纸，声音因激动而颤抖：
“先生们！女士们！看看！睁大眼睛看看！英国人得到了什么‘和平’？那不是和平，是经济奴役和战略阉割！他们用本土舰队换来了什么？用国家尊严换来了什么？是一纸将他们未来数代人牢牢锁死在债务和依附地位的卖身契！而这一切，就发生在我们投入了无数船队物资试图支援的‘盟友’身上！”
“这场战争在欧洲已经结束了！不是以我们期望的方式，而是以柏林的方式！我们还要继续把美利坚青年的鲜血，泼洒进一个已经决出胜负的棋盘吗？”
他的发言引发了巨大共鸣。许多原本只是默默支持的议员开始点头，交头接耳。
更关键的是，一些曾经坚定支持“击败帝国暴政” 的议员，立场也开始动摇。
一位来自东海岸代表强大产业工会的议员沉重地说：
“我们支持战争，是为了阻止一种我们认为邪恶的秩序蔓延，但如今，那种秩序似乎已经稳固了，德国的军事和技术优势尤其是他们掌握的那种……终极武器，已经改变了游戏规则。”
“继续在欧洲方向进行常规对抗，甚至冒着触发那种武器的风险，是否符合美利坚工团人民的最大利益？我们是否在为一个已经失去的战场，赌上我们自己的未来？”
“和平提案”被再次正式递交，而这一次，附议者名单长得惊人，要求里德政府“立即寻求与德意志帝国结束战争状态”、“以避免美利坚本土卷入无法承受的灾难”的呼声，在走廊和会议室里回荡。
压力如同实质般压在每一位内阁成员和党团领袖肩上。
白宫西翼，总统办公室内，里德面对着这份沉重的党内压力。
他比任何人都清楚局势的严峻。
英国的投降不仅意味着战略包围的形成，更传递了一个恐怖的信号：柏林有能力，也愿意使用其掌握的“绝对力量”来迫使对手就范，并且善于用“人道”与“秩序”包装其征服。
美国本土尚未直接遭受攻击，但那种武器存在的阴影，足以扭曲任何理性的战略计算。
然而里德的眼神中依然燃烧着未曾熄灭的火焰。
他并非不识时务的莽夫，但他毕生的信念，反对帝国主义、支持全球工人阶级斗争、以及内心深处对“革命”必然取代“反动”的历史确信让他难以接受以如此屈辱的方式，承认德意志帝国秩序的胜利。
更重要的是，他看到了一个或许能打破僵局、甚至为他争取时间和主动权的 “楔子”。
几天后，面对国会联席会议上情绪复杂的议员们，约翰·里德发表了关键讲话。他没有回避英国的失败，也没有贬低党内要求和平的呼声。
“英国的命运，是一面残酷的镜子，照出了这场战争最黑暗的可能性，没有人，包括我，愿意看到美利坚的城市面临那样的威胁，看到我们的人民承受那样的抉择。”
他承认了和平诉求的合理性，但话锋随即一转：
“但是，真正的、持久的和平，不能建立在单方面的恐惧和屈服之上，也不能建立在无视基本原则和核心利益的空中楼阁之上，我们寻求结束敌对状态，但必须是为了奠基于公平和尊重的未来关系，而非仅仅是避免灾难的权宜之计。”
接着，他抛出了那个精心准备的“楔子”：
“目前，阻碍我们与柏林建立任何可持续和平关系的一个根本障碍，在于德意志帝国对我国内政的持续干涉。”
“在距离我们海岸线不到一百英里的古巴岛上，残存着一个自称‘美利坚联邦政府’的非法流亡政权，由麦克阿瑟等战犯领导，这个政权完全依靠德意志帝国的军事保护、经济输血和政治承认才得以苟延残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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