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瞻基在位期间任用的官员
内阁成员
杨荣、杨士奇、杨溥、金幼孜、权谨、张瑛、陈山
名臣
郭璡、王骥、顾佐、胡濙、黄福、张本
武将
吴成、滕定、费瓛、李英、吴管者、李贤
但是，宣宗为了满足自己的娱乐需要，不惜破坏用人制度。《万历野获编》中云：“苏州卫中武弁，闻尚有以捕蟋蟀比首虏功，得世职者。”[91]捕蟋蟀与军中取首级为同等功，可以取得“世职”，竟成为升官发财之道。对藏僧的滥封现象就更为严重了，不仅有大国师、国师等封号，而且还有品级。如前文所述，宣宗论征曲先、安定功，大国师为秩四品，国师为五品，禅师为六品。此后又封授“锁南星吉为灌顶国师，俱赐二品镀金银印。领占端竹、桑结巴高竹斡升国师，赐五品银印及诰命。领占班竹儿、端竹监藏袭国师，赐诰命。坚敦监藏、锁南失赖、领着领占、扎思巴、锁巴列升禅师，赐敕命，皆赐六品银印”。滥封藏僧，严重破坏了正常的官员选任和晋升制度，在一定程度上造成明代政治黑暗。[92]宦官制度宣德元年（1426年），明宣宗下令，设置“内书堂”，指定翰林学士教导宦官们读书。后设司礼监秉笔太监，司礼监掌印太监。虽然这种做法一定程度上使办事更加迅速和有效率，但也促进了宦官势力的崛起。主要的原因是明宣宗需要信得过的奴仆去处理他私人的文件。其他的集团都不能提供这样的忠诚和机密性。每当明宣宗并不简单地采纳大学士们提出的决定，宦官的关键性作用就突出起来；这时司礼监的宦官被指望代表皇帝采取适当的行动。此外，各部一般不能与明宣宗一起讨论和复审宦官的建议，那些转递文件的宦官就能在明宣宗不知情的情况下上下其手。此措施导致明朝的宦官取得空前的机会去滥用皇帝的特权。[6]朱瞻基宣德年间宦官的崛起是以前行政发展的结果。就明宣宗而言，似乎能够控制宦官势力的扩张。他不但屡次下令减少宦官的采购和诸如伐木和造船等宦官的指导活动，而且他处决和严惩了那些犯有重罪的宦官。但是，由于提供了正规教育和使用他们处理公文，明宣宗无意地为他们滥用权力开辟了道路。当后来的某个皇帝宁愿怠忽职守或不问政事时，宦官滥用权力的情况变得最为严重。监察改革明宣宗继位时都察院贪污成风，明宣宗制定改革措施，并为都察院规定了新的职能。宣德三年（1428年）八月，明宣宗任命顾佐为都御史。并罢免了北京和南京都察院的43名不胜任的官员，接替者都要经过严格考查。明宣宗对都察院的办事程序和组织都加以规定，都察院的职责也被扩大。新增的两个主要职能：重建兵员名册和视察边境各省。永乐二十二年（1424年）至宣德九年（1434年）期间，专门规定了一些御史监察的任务，并在以后加以制度化。它们包括视察军屯、建设项目和京营的情况，以及监督南直隶的征税和通过大运河至北京的漕运。监察工作渗透到明朝中央和地方各级行政以及外廷和内廷的所有领域；它的活动遍及民事、军事、财政和司法几个方面。它在监督行政工作的运转和向皇帝进行政策进谏方面发挥了极重要的作用。永乐二十二年（1424年）至宣德九年（1434年）期间，御史们使240名以上的官员降职，并使其他一些官员任职、复职或得到提升。他们还呈上247份弹劾奏折，至少揭发659名官员和其他17人，同时还呈上251份其他内容的奏议，向皇帝提出忠告和劝谏。[6]目录播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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