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岛湾仔皇后大道东387号，中新社香港分社办事处。
中新社香港分社，与中新社并不存在隶属关系，而是完全不同的两个机构，香港分社实际上是朝廷的派出机构。
香港分社怎么会成为朝廷在香港的派出机构呢？
中新社香港分社在刚成立时，的确是一个新闻机构。
新中国成立后，鉴于我国政府在香港没有官方代表机构，凡遇有需要同港英当局接触或交涉的事宜，就授权中新社香港分社出面办理。自20世纪60年代起，港英当局就由港督政治顾问负责同新华分社的日常联系。
朝廷曾多次打算在香港派驻官方代表机构，被英国佬拒绝。朝廷在香港当地同港英当局联系交涉事宜，就不能不继续由中新社香港分社来承担。
1978年，港督麦理浩第一次出席中新社香港分社举办的十一国庆招待会，这是英方对中新社香港分社作为朝廷派出的实际上的代表机构的一种默认。
而真正从事新闻通讯业务的工作部门，只不过是中新社香港分社下面的一个相对独立的附属单位，对外称“中新社香港分社总编辑室”，俗称“小社”，和“大社”有所区分，而且办公地点在湾仔霎西街5号。
靓坤也有幸被中新社香港分社一位自称姓李的主任单独接见。
李主任笑眯眯地说道：“倪先生，听说你本身是香港‘有活力的社会组织’洪兴社的一名高级干部，怎么突然又给杨小姐当起保镖来了？而且，听小许说，杨小姐去大陆也是你鼓动的。”
靓坤谦逊地说道：“洪兴其实和普通的公司没有什么区别，混口饭吃罢了，什么都做，什么赚钱做什么。杨小姐舍得开价钱，保镖也是做的。我只不过是把‘重耳在外而生，申生在内而亡’的道理，用杨小姐听得懂的语言，转述给杨小姐而已。她是个混血儿，又常年在国外生活，对中国传统文化不是很懂。”
李主任说道：“听倪先生的言谈，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了解十分深入。”
靓坤说道：“你看我的年龄，才20岁而已。我还是台湾淡水河大学历史系的在校生，只不过是在学校请了长假。我是读历史系的，对中国传统文化当然得有研究才行。要是一直留在香港，那就完蛋了，这里是‘文化荒漠’嘛！”
李主任说道：“可是香港文化界的看法却是‘中国传统文化在香港’。1841年，英国强占香港岛，香港开埠。二战期间，还曾被日本占领近4年。但是，中国传统文化却从未在香港出现断裂。相反，中国传统文化在大陆逐渐淡化的几十年里，却在香港得到了很好的留存。”
靓坤说道：“你这是从哪个地摊上看来的观点？香港是一个彻底的商业社会、消费社会；香港发行量最大的报纸是《东方日报》，《东方日报》的老板就是‘有活力的社会组织’成员，跟我一样是潮州帮；香港最流行的小说是打打杀杀的武打小说，最流行的电影是风月片。总之，香港的大气候根本不适合文化生存，也有碍艺术想像的发展，搞得文化没办法生存。英国佬在地球上肆虐了几个世纪，有丰富的殖民经验，它们做了一件满洲人、蒙古人都没做的事，就是推行了‘港式中文’，那个逼玩意其实就是粤语音译中文。而中国维系大一统的能量，有股非常重要的力量，就是‘传统汉字’。当你把‘汉字’变成‘音译’用字，那跟安南人搞的‘字喃’没有差别。久而久之，就是让香港人脱离中国人这个民族，不再是中国人。”
李主任说道：“可是，大陆现在实行的是简化汉字。在香港，也有学者说：‘汉字简化后，亲不见，爱无心，产不生，厂空空，面无麦，运无车，导无道，儿无首，飞单翼，有云无雨，开关无门，乡里无郎，圣不能听也不能说，买成刀下有人头，仑成人下有匕首，进不是越来越佳而往井里走。’这些你怎么看？”
靓坤说道：“我就当笑话书看。简体字是古已有之的，来源于古代的行书和草书，不是现在才发明的的，简体字的历史可谓源远流长，继承了古代的草书、行书，不存在文化断层。我是洪门的，洪门‘五先贤’里面就有黄宗羲。反清义士吕留良在赠给黄宗羲的诗后面的注解里面就写道：‘自喜用俗字抄书，云可省工夫一半’。要复古，学什么《康熙字典》，‘清风不识字’啊！学鸟篆虫书嘛！你可以问问那些说这种屁话的人，知不知道什么是‘鸟篆’，‘虫书’又是什么？满清的文字复古政策的实质，就是为了引导知识份子面对故纸、背对现实，把被他们篡改后的古书与古代字体，作为隔绝知识分子与平民百姓的藩篱，以防止他们互相串联，引发反抗异族统治的烈火。和英国佬一样的套路，换了一张皮而已。我支持简体字。而且，同样使用汉字的地区，如日本、韩国、新加坡，都有自己搞的一套简化汉字，怎么不见这些人过去挑刺呢？还是你们太好说话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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