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回讲到当前时空的明朝和西域关系沿用汉、唐制度，并通过“关西七卫”来统治，但在异时空里呢？
在原本时空的西元1402年，东方的“大明王朝”发生了一次历史性的政局动荡——“靖难之役”，也就是“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的第四子朱棣以“藩王”（燕王）身份，采取避实就虚之法兵临南京城下以夺取皇权。
当时，明朝的主力仍在华北“九边重镇”即“长城一线”防备蒙古骑兵南下入主中原兵恢复“元朝”，尽管朱棣的侄子“建文帝”朱允炆派出李景隆等朝廷重臣与叔叔朱棣会面并展开谈判，但朱棣却说：“只问奸臣，悔改不究”，暗示对方若选边站队可将功赎罪。于是，守卫“金川门”的李景隆开门投降，引发“金川门之变”。
结果，叔叔朱棣的“燕军”攻入南京城，使得明朝江山易主，毕竟在朱棣看来，“父传子，家天下”无论如何也比爷爷把皇位传给孙子要合情合理合法，因为“孙子”与“祖父”之间还隔了一层肚皮，哪里有父子亲近？
当时，“建文帝”朱允炆深知自己若不将皇位交出来就恐怕性命不保，毕竟他如今势单力薄，只能命令宫女、太监们在后宫纵火，然后借机乔装成太监逃走，只留下自己的“龙袍”、“翼善冠”、“御玺”算是交代。
于是，作为叔叔的朱棣见状后觉得这个侄子“还算懂事”，尽管下落不明，但仍强行宣布侄子已死于大伙，便以“先君之礼”给侄子“建文帝”搞了个“衣冠冢”，并于同年六月称帝，改元“永乐”，从此君临天下了。
这说明在“皇权”面前，“血缘至亲”显得苍白无力，并反映出一切“政治斗争”的本质就是“权力争斗”！只要能获得斗争胜利，一切手段都是合情合理的，即使不合法，但只要掌握政权后将法律条文修改即可了。
不过，明朝的这场“重大变故”，却一直在帖木儿的关注之中，因为先后经过长达十多年的情报收集之后，使得帖木儿对明朝国情尤其是政局的掌握程度，甚至比明朝的不少官僚阶层更清楚，觉得时机成熟。
西元1404年春夏之交，帖木儿对着明朝的使节说：“你们的皇帝叛父杀侄，罪大恶极！本苏丹要率领20万大军讨伐你们的皇帝。”此举将明朝使节吓得不轻，匆忙办理完相关事宜后，便赶紧回朝奏报给朱棣。
此前，帖木儿还极其详尽的绘制了“军用地图”，按照他自己所挑选的线路，他的骑兵部队从“于阗”到“北京”需要走上161天。而在他的前锋部队中，从“塔什干”出发的右路军已在西元1405年的新年刚过就翻越了“天山”山脉，并在正月初六推进到了“伊犁河谷”。帖木儿的皇孙哈里?苏丹于二月下旬到了“别失八里”。
此处距离明朝西部的边界即军事重镇“哈密卫”也只有400公里左右。西元1405年2曰11日，帖木儿到了“讹答剌城”，因当天痛饮了“阿拉克烧酒”后，竟然开始发烧且高烧不退，令欧、亚、非三大洲当时最优秀的医生们环绕在他的周围也束手无策，直到2月18日，帖木儿的心脏才停止了跳动，但在临死前留有遗言。
“不要向敌人示弱！拿紧你们的……剑！呃……”西元1405年2曰18日，“中东霸主”帖木儿在率领大军征伐明朝的途中病死于“讹答剌城”。“讹答剌”（Otrar），又称“奥特拉尔”，位于后世哈萨克斯坦奇姆肯特市，在阿雷思河和锡尔河交汇处。“讹答剌城”距离中国新疆库车五百里，在中世纪，这里曾经是中亚的古城。
“讹答剌城”是来自东方各国的商人们，远到欧洲伏尔加河流域以及小亚细亚半岛和地中海东岸之东罗马帝国做生意的必经之路。此地北接“钦察草原”，是“喀喇汗王朝”着名哲学家法拉比出生地，乃交通要冲。
那时候，这里是突厥别种“葛逻禄”自治领地的版图，也是“喀喇汗王朝”的重要商业重镇之一。此后，该地就因战争而被迫划归伊朗的“花剌子模王朝”，成了伊朗历史上着名的“花剌子模王朝”在东方的重镇之一。
早在西元1217年，“花剌子模国”守将亦纳勒术贪图蒙古商队的财货，便诬陷蒙古商人是奸细，报告给了苏丹摩柯末，下令把蒙古商人处死，只剩下一位骆驼夫逃回了蒙古，并将商队的前后遭遇报告给大汗。
于是，成吉思汗派使者去“花剌子模”讨回海儿汗不果，便引发了蒙古大军西征，而该城也在西元1220年2月被蒙古大军攻破。当时，城主亦纳勒术被蒙古人用熔化的银液灌入耳朵和眼睛处活活烧死以示惩罚。
从此，该城划归“钦察汗国”，但后来被“察合台汗国”所夺。到了西元14世纪以后，该城曾一度复兴，但“中亚枭雄”帖木儿却在东征明朝时突然病死在该城中。后来，“讹答剌城”遭受了“漠西蒙古”准噶尔劫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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