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年后，赵健和修理厂一个工人的女儿结婚了。赵健去了七八趟请军官，都是吃了闭门羹。赵健很难过，新婚夜里，他没有急着入洞房，而是偷偷去了军官家里，他没有从正门走，而是从后墙翻了进去，家里的一切，他很熟悉，见到书房里亮着灯，知道军官在看书，轻轻走过，推开门，灯光下，军官正在读一本书，见到赵健淡淡地说：“不是说不要来了吗？”
赵健说：“不来不行，不来心里难受。”
军官目光从书上移开，仔细看看赵健说：“是个好孩子。”
赵健说：“主人，今天我结婚，你也不见我？”
军官说：“早就和你说了，不要再喊主人了，那是奴隶社会才有的东西，现在都是什么时代了！”
赵健说：“今天我结婚，就叫一次，以后不叫了。”
军官微笑着说：“好，今天你结婚，随了你。”
赵健说：“我想给你磕九个头。”
军官皱起眉头，为什么又要磕头啊！我又不是你长辈，也不是过去的皇帝，人家见到就要磕头？
赵健说：“我妈我爸死得早，连坟地都不知道在哪里，如今他们见到我混成这样，又结婚娶了新娘子，一定高兴坏了，你就当我一次爸当我一次妈，让我磕一下头，好让他们在地下乐和乐和，最后三个头是对你的报答，没有你，哪来今天的我，你和我父母在我心里一样。”
赵健说完，磕了九个头。
磕完头，军官把赵健扶起来，用手敲敲赵健的脑门说：“你磕头用这样的力气干什么？我不怕家里的地板被你砸碎了，就是怕你脑门伤到了。”
说完俩人都笑了，赵健和军官聊了一会儿，军官叫赵健回去，不要让新娘子等急了。
国共三大战役的淮海会战结束，徐州解放了，军官没有走，徐州进入了共产党的管辖。
一九四九年底的一个夜里，下着雪，军官敲开了赵健家的门，赵健吃了一惊，把他接到屋里，他对赵健说：“我家里的东西马上要被人搬走了，其他东西搬走就算了，也没有什么好东西，那群土匪不过是要抢一些金银细软的东西，你把书房里的书籍运回家里吧！那才是好东西。”
军官带着赵健出门，赵健见到不远处停着一辆马车，军官指着马车说：“都在车上。”说完就走了，赵健要送他，军官摆摆手，不让他送，赵健愣在那里，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
当时雪的很大，铺天盖地，夜色里白茫茫的，赵健看着军官的背影，在夜里一动一动的消失，有些苍凉，有些萧索。
从一九五零年初，到一九五零年底，徐州都是乱糟糟地，赵健找过军官好几次，去的时候，家里的门都是紧闭着，敲门时出来两个解放军，见到赵健警惕地问他找谁？赵健说：“我是铁路修理厂的职工，来找这家的一个朋友，两个解放军不相信，盘问了许久，赵健拿出了自己的工作证，才得以脱身。”
一九五零年底，徐州枪毙了一批反革命分子，军官就在里面。当时在市政府广场举行了规模宏大的公审，广场上挤满了群众，广场四周插满了红旗，公审大会在大雪纷飞中进行的，人们在大雪里激情高涨，喊着各种口号，有些人激动的流下了眼泪。赵健也在人群里，他挤到台下，想冲到台上，被周围的解放军战士拉下了，他们误以为赵健是激进的革命群众，赵健看着军官脸上满是血污，身后两个解放军战士押着，赵健哭了。哭了一会儿，赵健不哭了，雪一团一团落下，赵健看着雪落，想到父亲死的那天景象，审判过后，所有的犯人被装上了大卡车，押到附近的乱葬岗里全部枪毙，就地掩埋了。
赵健跑到乱葬岗的时候，大卡车早就跑的无影无踪，乱葬岗上干干净净的，一片厚厚的积雪覆盖着。一九四二年的那场大雪里，军官带着赵健离去，赵健再回首时，身后是一片厚厚的积雪，覆盖了父亲的小土包，两者一模一样，仿佛把场景从原来逃荒的路上，搬到了这个乱葬岗上，重演了一遍。只是死者不同，伤心的人没换。
咕嘟咕嘟地，锅里的汤熬干了，牛晓贵不知道如何安慰赵健，把瓶里剩下的酒喝光，长叹一声说，这就是命啊！
正月十六，湖南的四个师傅从老家回来，牛晓贵要走，赵健没有让牛晓贵走，赵健说：“你走了，我和谁说话，再说，不就是多一个人吗？多十个八个人厂子也不能倒了，何况现在不是他赵健的厂子了，只不过他还是这里的负责人。”
牛晓贵就留了下来，正月十七那天，牛晓贵到邮局，从自己赚的钱拿出一块，其他的都寄回家里。
赵健的老婆死的早，儿子刚六岁就去世了，他一直没结婚，儿子赵兴今年虚岁四十岁，赵兴和赵健不同，他能读书，爱读书，赵健很高兴，很小就把他送到学校。
赵健把军官家里的藏书专门放到一间屋里，赵兴没事就钻到屋里看，起先识字不多，就看书里的插图，后来识字多了就看里面的字，他不喜欢看文言文，而是喜欢看白话文，白话文里他不喜欢看中国的，而是喜欢看外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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